前央視記者柴靜做了一個關于霧霾的視頻《穹頂之下》，這兩天一直在刷屏，引起了巨大的關注和討論。這無疑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必將載入環保史和傳媒史。寫下這篇短文絕非對柴靜和視頻的批評，但由于視頻中關于城市化和環境污染的關系，有些語焉不詳，因此這里進行一些“補充”。簡言之，城市化不是環境污染的罪魁禍首，限制城市化才是罪魁禍首。
視頻中多次提到城市化（城鎮化），例如，“人們居住條件大幅改善”；“現在每天消失80個自然村”；“城市建設過度”；“城市化率提高百分之一，哪些產生環境污染的行業的過剩產業就能消化”。而在提到“北京還在繼續擴張”，有明顯的負面語氣。柴靜雖然沒有對這些現象下明確的結論，但仍然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可能會讓人認為是城市化導致了環境污染，特別是大城市導致更嚴重的污染，如果治理環境污染就應該對城市化有所限制，或者至少限制大城市發展（當然，謹慎的柴靜并沒有說要限制城市化，而是說要轉變城市化模式，但著墨太少，以至于我看第一遍時都忽略了）。
如果說城市化是環境污染的“原因”，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西方國家200年前，中國30年前城市化率很低的時候，都沒有環境污染問題，而現在中國一半的人都居住在了城市，污染卻如此嚴重。然而，限制城市化只會帶來更差的環境。
這首先是因為我們不能強行限制經濟發展。我們不能因為治理環境就限制經濟發展，而是要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治理環境污染。例如，我們能強行限制人們從農村遷居到城市、購買自己的汽車，特別是那些已經居住在城市、開上汽車的人，更不能限制別人也這么做，這顯然是不道義的。這也是那些先富起來的發達國家要求我們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環境治理責任時，容易讓人反感的地方。
而考慮到這一點，實際上城市就比農村還要更清潔。聽起來有些匪夷所思，但根據上文分析，我們要討論環境污染（治理）的程度，就要基于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密度，比如單位GDP能耗、人均能耗等等。考慮到這些因素，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污染程度（單位意義上）實際上就低于（大部分）中小城市和農村。
以汽車為例，北京和上海這種國際性大都市堵車嚴重，尾氣排放嚴重。但我可以肯定北京和上海的汽車擁有率還不如我老家的小鄉村。在城市里，由于人口密集高，所以公共交通發達（當然可以更發達一些），而在農村地區，人口稀少，沒有公共交通，逐漸富起來的農民只好自己配置私家車。現在我老家的鄉村，汽車已經開始成為家庭必需品。
更糟糕的是，農村地區的汽車肯定品質更差。上海和北京的汽車還有一個環保標準，但連紅綠燈都沒有的鄉村，你能指望他們的汽車執行什么“國標”嗎？同樣的道理，農村地區的小煤礦、小鋼廠、小發電廠，環保標準也遠遠低于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因為只有人口達到一定的密度，企業達到一定的門檻（當然如果大到壟斷也是負面影響，另一個問題），安裝環保裝置才具有經濟合理性。
比如視頻中譴責的“散煤”，也只有把人集中起來居住，達到一定的閾值（例如城市小區），才值得發展公共供暖、供氣，而分散居住的農村地區只能繼續燒煤爐子。現在富裕起來的鄉村很多家庭冬天也開始暖氣供暖，而只能安裝一家一戶獨立供暖裝置，這顯然比城市集中供暖更污染。
因此，如果不否定人們都有改善自己生活條件、出行方式的權利（所謂“發展權”），那么城市一定比農村更清潔，或者更準確地說，在城市地區發展同樣水平的經濟和在農村地區發展同樣水平的經濟相比，肯定更清潔。
這些顯而易見的討論并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長期執行的政策就是各種名目地限制城市化。早些年施行的口號是“農村工業化”、“就地城市化”等等。哪些導致環境污染的小煤礦、小發電廠、小鋼廠都是在這一思路下紛紛設立的。即便是現在，也仍在鼓勵小城鎮發展，而限制大城市發展，而沒有考慮過一個不足10萬人口的小城鎮，怎么能指望發達的環境治理體系呢。
當然，說城市化是治理環境污染必經之路，并不是說無論什么模式的城市化都能治理環境污染。在意識到其背后的財稅、土地出讓金、就業等收益后，城市化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看家本領。正如柴靜在視頻中提到的，現在中國280多家地級市，184家要建設國際大都市；中國總人口13億人，所有城市規劃人口之和卻達到34億人。
這說明不是按照市場規律，而是政府主導的城市化，才是中國城市建設“過度”，從而產能過剩、環境污染的罪魁禍首。而政府主導城市化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戶籍、各種明目的開發區、工業區、科技區等等。如果根據市場規律，一些城市發展成國際大都市，一些城市發真成小而精的小城鎮，怎么會規劃人口遠多于實際人口呢。
最后，就拿大城市和小城鎮之爭而言，北京、上海的規劃人口總是低于實際發展情況，而柴靜的老家縣城住房空置率高到離譜，這也是政府主導的城市化模式的弊端。所以就這個意義上講，北京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了。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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