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術界的討論，到地方政策文件的觸及，再到寫進國家戰略，中國人對“灣區”的摸索歷時至少20年。灣區一般指的是圍繞沿海口岸分布的眾多海港和城鎮所構成的港口群和城鎮群，由此衍生的經濟效應被稱為“灣區經濟”。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便是先后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崛起的著名灣區，這些灣區都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學習榜樣”和競爭對手。
5月2日，港珠澳大橋沉管隧道最后的12米接頭沉放海底。歷經7年多建設后，這項連接珠三角兩岸城市的超級工程，即將在2017年晚些時候迎來竣工的節點。港珠澳大橋“完結”在即，另一座連接珠三角城市的“戰略橋梁”——粵港澳大灣區，才剛剛開始繪制藍圖。
兩個月前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據陸續披露的消息，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在組織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研究編制，規劃預計9月底到10月初發布。香港方面已經在積極行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率領的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團，已于近日完成對珠三角地區6座城市的考察。
這是國內首個被頂層設計冠以“灣區”之名的城市群，“灣區”在國際上指稱某些沿海的經濟發達地區。這意味著，全球知名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都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學習榜樣”和競爭對手。而系列重磅政府行動，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在2017年即將進入實質性推動階段。在這之前，從學術界的討論，到地方政策文件的觸及，再到寫進國家戰略，中國人對“灣區”的摸索歷時至少20年。
即將面世的“灣區”工程，將融入多少國際經驗？而在粵港澳攜手合作30多年后，新的城市群規劃能給環珠江口區域帶來多大改變？
“灣區”概念溯源
從地理概念上看，灣區是由一個海灣或相連的若干個海灣、港灣、鄰近島嶼共同組成的區域。在現代經濟史上，隨著國際貿易的興起，人口集聚、經濟活躍的城市在沿海區域崛起。國際上，灣區一般指的是圍繞沿海口岸分布的眾多海港和城鎮所構成的港口群和城鎮群，由此衍生的經濟效應被稱為“灣區經濟”。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新加坡海峽的“成長三角”，便是先后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崛起的著名灣區。
盡管“灣區”早已有之，但經濟學意義上的“灣區”在國際上并沒有相對統一的定義。研究者們往往根據著名灣區的共性，來描繪“灣區”的輪廓。
“關于建在粵港澳地區的灣區，國內學者在過去提出了許多版本，灣區的名字、覆蓋范圍不盡相同。這背后是對‘灣區’認識和操作思路的差異。”廣東亞太創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中山大學教授鄭天祥表示。他是早些年參與“灣區大討論”的學者之一。
從公開信息看，最早將“灣區”概念引進國內并系統論述的中國人，是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這位科學家和教育學家返港前，在擁有硅谷和眾多世界著名大學的舊金山灣區浸潤多年。1994年，吳家瑋撰文提出，建設以香港為核心、對標舊金山灣區的“香港灣區”（后又稱“港深灣區”）。
吳家瑋從舊金山灣區的經濟特征出發，強調核心城市對大都會區域的輻射作用，利用國際資本、科技創新推動區域經濟升級。他設想的“香港灣區”，主要范圍包括香港、深圳、東莞、珠海、澳門、中山以及還未劃入廣州市區的南沙（彼時南沙尚屬番禺市）。吳家瑋的核心觀點是，珠江口的系列城市（與后來的“城市群”概念類似）正在穩步發展，未來必將連成一片；這系列城市理應多方面合作互補，組成灣區型的大都會。而“合作互補”指的是，用香港的科研人才優勢和國際資金，推動深圳的產業化，實現香港和內地經濟增長的“雙贏”。
很顯然，吳家瑋版“香港灣區”的論述，未能覆蓋“灣區經濟”應有的全部功能和粵港澳地區構建“灣區”的潛能。鄭天祥就提出，“灣區”的構建還要考慮區域的輻射能力和經濟體量。廣州是全國經濟大市和廣東省省會，經濟體量有接近香港的趨勢，同時有強大的輻射能力，“香港灣區”少了廣州難成氣候。因而，他建議將廣州納入“香港灣區”，成為更大范圍的“環珠江口灣區”。
與“環珠江口灣區”概念類似，國內外的經濟學者提及的概念還有“伶仃洋灣區”、“港珠澳灣區”、“華南灣區”乃至“中國灣區”。這些版本的“灣區”設想，大都同時囊括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和珠海等幾大城市。范圍和內涵均較“香港灣區”有所擴大。在科技創新之外，宜居的生態環境、臨港工業、海洋產業、高等教育都納入討論范疇。
部分經濟學者提出，灣區應該具備超級大港、商貿樞紐、科技創新和金融服務能力四大要素。也有學者總結出“灣區”的三種形態：自然生態型灣區、以港口經濟為核心的經濟型灣區和強調科技創新的知識型灣區。
官方文件對“民間智慧”有所參考。從2004年的《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2004-2020）》到2008年國務院批復的《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對“灣區”的界定呈現出生態與產業并重的傾向。2015年之后，《共建“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中國（廣東）自貿試驗區發展總體方案》、《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發展規劃綱要》等文件完整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粵港澳大灣區”被放置在對接國際先進投資貿易準則、推動國家經濟升級和新一輪開放的戰略高度。而兩個月前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則是明確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實質性推動。一些經濟學者認為，在即將出臺的規劃文件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將覆蓋珠三角經濟區的9座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自此，從海外舶來的“灣區”概念，上升成為國家戰略的實際行動。
港澳服務+珠三角制造
論及城市群規劃時，從國家發改委到地方政府官員，均提及粵港澳大灣區“對標國際著名灣區”的雄心。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世界級強手在前，粵港澳灣區有機會贏嗎？
從宏觀層面看，粵港澳大灣區，已經表現出“國際優等生”的“實力”?；浉郯拇鬄硡^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2015年的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3萬億美元，是舊金山灣區的兩倍，接近紐約灣區1.56萬億美元水平；盡管經濟總量不如東京灣區，但粵港澳大灣區約1.5萬億美元的進出口貿易額，是東京灣區的3倍以上。
如今市場上某種對“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樂觀和亢奮，也源自宏觀層面的經濟數據。
據鄭天祥分析，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還能保持中高速增長，而其他的國際灣區尤其是東京灣區的經濟增速不高，要不了幾年，粵港澳大灣區就會成為經濟體量最大的灣區。
不過，宏觀數據上的龐大，有時只是數學上的游戲。人們能明顯感知到的差距是，華爾街的金融服務、硅谷的科技研發、東京港的航運服務均是響當當的“世界名片”，服務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80%。反觀粵港澳地區，盡管“港澳服務”在國際上小有名氣，但珠三角地區整體的服務業比重不足60%，其中還包括部分低端服務業。
區域經濟學者的共識是，隨著綜合經營成本的抬升，經濟發達城市疏解壓力的主要路徑，是向周邊城市轉移生產、制造等低附加值的環節，而保留金融服務、科技研發等高附加值的行業，由此形成城市群和都市連綿帶，而被保留下來的多是高端的服務業。舊金山灣區的成功，源自硅谷、舊金山市對周邊城市乃至全球城市的利用。
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海聞就曾在2014年談到，在舊金山市的服務業比重逐年增加時，舊金山灣區某些城市的制造業比重卻在抬升，這有賴于核心城市的輻射作用。
香港早些年有所探索，香港科技大學在廣州南沙設立的霍英東學院便是推動香港科技在內地產業化的機構。廣東自貿試驗區掛牌后，這里成為粵港澳青年創業基地。不過，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對珠三角地區的輻射，廣州、深圳對周邊城市輻射，還遠遠沒達到紐約、舊金山的水平。這又回到20多年前吳家瑋提出“灣區”設想時的思考：香港擁有五六所世界高水平大學，有國際資金，有研發的人才，而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科研成果產業化成本低，應當攜手合作。
鄭天祥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港澳和珠三角城市相互需要。由于制造業成本的抬升，香港不太可能像美國那樣實現制造業回流，大部分的產業都將是金融等服務業，研發成果、國際資本缺少產業化的空間；而澳門在一家獨大的博彩業受沖擊后，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同樣需要空間；珠三角城市恰好有產業化的空間，同時又需要港澳的資金和專業服務。
一批粵港澳經濟學者的共識是，未來粵港澳合作的出路在于港澳專業服務+珠三角制造，實行不同經濟形態的優勢互補。
目前，以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和廣深港高鐵為標志，粵港澳地區正在極力修建推動人才、資源流動的硬件設施；同時，借助CEPA、廣東自貿試驗區的制度創新，粵港澳三地正在探索建設人才、資金流動的“軟環境”。在這之外，深圳、廣州先后開啟高等院校“外引內培”行動，試圖補足高等教育的“短板”。
通向“一帶一路”
對照現有的國際知名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明顯特征是“豐富”。經濟發達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是發達國家內部的自由港集群；而粵港澳大灣區既在一國之內，又分屬兩種經濟制度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粵港澳三地的法律制度、行政體系不盡相同。前述三大國際灣區，乃至新加坡倡議的“成長三角”，均圍繞著占據優勢或相對占據優勢的核心城市或超大型城市；而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廣州、深圳均是經濟體量相差不大的“超級城市”，屬于“三核驅動”。
粵港澳大灣區的這種“豐富性”，某種程度上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多元化特征相類似。2015年3月，《共建“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首次完整提及“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此前文件的表述只提及“灣區”），也顯示出“粵港澳大灣區”被頂層設計寄望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有所作為。
廣東省政協常委、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莫道明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進程中，中國需要面對不同經濟體制、不同文化背景的國際合作伙伴，其豐富性、多元化遠比粵港澳三地的合作交流要復雜得多。因而，粵港澳大灣區在合作機制上的探索試驗，可作為中國面向“一帶一路”、進一步參與全球化的參考。
“如果中國連粵港澳大灣區的市場都不能統一起來，不能促進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中國就更不可能應對全球市場。”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2016年論述“環珠江口灣區”設想時，莫道明談到，希望將“環珠江口灣區”作為社會法制和自由市場多樣化的樣本。
他提到的這個多樣化樣本，不僅在經濟上，更是在社會事業、社會生活方式、法制、市場經濟上探索一種新的模式。比如，可探索構建經濟學意義上的“小歐盟”，也就是勞動力就業統一市場，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到珠三角自由就業。
在部分經濟學者看來，內地城市學會與香港、澳門“相處”，在某種程度上就學會了與世界“相處”。這是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和自由港；澳門是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和中葡經貿合作的平臺。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香港、澳門的步伐走得更前，在國際貿易準則、營商環境上比內地更接近“國際標準”。
中國國際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認為，在對接“一帶一路”的進程中，內地更多要學習香港、澳門的國際化、法制化環境，學習香港、澳門的現代服務，以這些優勢推動國內新一輪對外開放。
值得注意的是，依托接軌國際標準和自由貿易港的優勢，香港和澳門依然是內地對外聯系的重要“窗口”。在數名粵港澳學者的構想中，廣東企業可以依托港澳的專業服務以及全球商貿網絡，通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內地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資本凈輸出地，而香港地區當年吸納中國內地投資流量為897.9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61.6%，同比增長26.7%，是中國內地對外直接投資最為集中的地區。而香港吸納的內地投資流量中，相當一部分經由香港轉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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