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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批復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 生態保護將成發展新支撐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7-06-02  

      上海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心城市(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個由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四省市26個城市組成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被李克強總理寄予厚望:要爭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鎮分布最密集、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但從自然資源分布來看,長三角地區資源儲藏與其他地區相比并無優勢。為此,《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提出,要以生態保護提供發展新支撐。實施生態建設與修復工程,深化大氣、土壤和水污染跨區域聯防聯治,建立地區間生態保護補償機制。

        優美環境是城市群發展的根本

        業內專業認為,《規劃》內涵豐富。比如規劃提到,以生態保護提供發展新支撐。“長三角城市群是長江經濟帶的龍頭,之前中央已提出,長江經濟帶建設要共抓大保護,不搞不開發,城市群規劃必然與這個理念銜接。從長三角內部來看,環太湖的生態環境保護也一直是重中之重,規劃很好地呼應了這一點。”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秘書長張學良說。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看來,經濟發達、人口密集、大城市功能完善等是一個發達城市群所必須要具備的最基本要素。

        “《規劃》中提到的‘要以生態保護提供發展新支撐’這一說法,對于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來說可謂切中要害。放眼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的那些世界級城市群,優美的生態環境都是其發展必不可少的保障和重要表征。”陳耀說。

        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城市與區域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副研究員黃錦樓則認為,以生態保護提供發展新支撐,這就要求長三角城市群要建立以人為本的生態保護支撐體系。他解釋說:“長三角城市群的人口大概在6000萬~8000萬,如此龐大的人口基礎最應該成為長三角城市群發展的支撐,因為有人才有城,才有市場和產業。對于長三角地區而言,產能過剩問題也比較突出,因此把以人為本當做生態保護的前提,這就要求在這一區域發展生態產業,由原來的產品型經濟轉變成為服務型經濟。”

        他給記者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以前你開的是一個肥料生產廠,現在就可以變為指導農民如何科學施肥的服務型企業,這樣一方面減輕了對環境的破壞,另一方面這樣的服務型企業也為當地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黃錦樓說。

        中小企業是環境短板

        作為我國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鎮分布最密集、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長三角城市群在環境保護上也從未有過放松,從河、湖的治理,到霧霾的聯防聯控,都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然而,城市群發展的粗放化、產業布局的不均衡都給長三角城市群帶來了巨大的環境壓力。

        陳耀認為,對于長三角城市群來說,產業布局的不合理是這一區域最大的環境瓶頸。“長三角城市群內近海的水質一直以來都是一大問題,主要污染來源就是這一區域沿江、沿海地帶的重化工企業,這和密西西比河、萊茵河流域周邊形成鮮明的反差。如果偏重的產業格局不改變,不盡快轉型升級,那么長三角城市群以生態保護提供發展新支撐就很難做到。”陳耀說。

        黃錦樓告訴記者,對于長三角城市群內中小企業的改造升級是破解環境瓶頸的重中之重。

        “我們曾經做過統計,長三角區域有將近200萬個中小型企業,它們的規模小且分散,很多企業甚至都沒有登記過。我們要抓住‘牛鼻子’,重點治理這些中小企業,為它們提供一體化的服務,讓它們擺脫分散、低端的現狀。” 黃錦樓說。

        深化合作才能成就發展

        《規劃》還提出,要深化這一區域大氣、土壤和水污染跨區域聯防聯控,建立地區間生態保護補償機制。

        對長三角城市群而言,區域環保一體化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命題。很多業內專家認為,和國內一些城市群類似,長三角城市群尚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機制,來共同解決區域內的環境問題。

        陳耀說,長三角城市群這一區域內資源不足和需求增大的結構性矛盾突出,尚未建立有效的生態補償制度。長三角城市群要打破各自為政的現狀,深化城市間的合作,就要完善相應的體制、機制。比如建立統一管理長三角各城市的協調領導小組。

        “區域內合作的前提就是要勇于承擔責任。不能說現在國家要助力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地方只想得到利好,而不愿意共同面對困難。一定要相互之間形成合作的機制,根據各城市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統籌謀劃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 陳耀說,“尤其是發達地區在進行產業轉移的時候,一定要有序,避免把污染也一起轉移。”

        黃錦樓也認為,一直以來存在的唯GDP和地方保護主義思想是長三角城市群合作不暢的重要原因。“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其實是一個更多涉及流域概念的區域,因此就要協調好上下游的利益。我總覺得,生態補償不一定只補錢,也可以補項目、補技術。比如上海、浙江等發達地區,可以把好的經驗、技術甚至是人才補償給一些地區,這其實是把上游的承載力放大了,也必將減輕對于環境的危害。”他表示。

        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劉志彪對記者表示,長三角的要素流動確實在加快,但政府層面的一體化推進還有待加強。所以建議在統一合作理念的同時,還是要從具體項目入手,這樣各地才能看到收益,才更有積極性。“比如新能源汽車,長三角內部可以合作,統一充電樁的標準,統一布局和規模,需要裝多少個充電樁,大家一起做一個規劃。”

        加入城市群既是機遇也要擔責

        一直以來,人們習慣用“泛長三角”的概念來描述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就是把合肥也包含在內。其實直到2014年,國務院出臺長江經濟帶發展指導意見后,合肥才被劃進來。

        這一次《規劃》把合肥都市圈納入,既是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的需要,也是合肥都市圈發展的新起點。在生態環保上,長江經濟帶要求建設好生態示范區,合肥是全國唯一一座擁抱五大淡水湖之一的省會城市,而且正好在建設環巢湖生態示范區,未來將不斷提升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

        黃錦樓說,和江浙滬等地區相比,合肥的自然生態資源相對較多,這些生態資源給長三角城市群生態服務功能的提升帶來了更大的騰挪轉移空間。“沿海沿江的一些產業就可以適當地轉移到合肥,轉移的過程也是提升質量的契機。”

        陳耀認為,合肥城市圈的加入對合肥乃至安徽來說,都是發展契機。“以前合肥一直想加入進來,為的就是利用江浙滬的資源優勢,來輻射帶動其發展。但如今,當地的決策者要清醒地認識到,在長三角城市群發展的新要求下,合肥不僅要發展,還要保護好生態環境,履行好在這一區域內共同承擔的職責。”他強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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