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所轄區域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考古資料表明這里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人類活動。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這片土地上產生了以“容城三賢”為代表的著名歷史人物；以“宋遼榷場”為特色的商業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以“雁翎隊”為代表的紅色文化以及以各類國家級、省級、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代表的民俗文化。準確把握雄安地區歷史文化的定位，梳理、總結、歸納其特色，在雄安新區規劃建設中加強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挖掘和利用，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

宋遼古地道內部結構（局部）

　　一

　　燕趙文化不僅孕育了雄安地域歷史文化，同時也不斷涵養、提升著雄安地域歷史文化的層次。雄安地域歷史文化植根于燕趙文化，和燕趙文化一脈相承。

　　燕趙文化是雄安地域文化得以生成、發展并不斷升華的母體。從地緣上來看，雄安地區屬于燕趙文化圈的史實是一貫的，從未間斷。目前已知的雄安地區商周時期遺存20余處，且有重要的遺跡和遺物發現。春秋時期，雄安地區為燕國之轄境，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受山戎侵逼，燕桓侯曾遷都臨易（今容城縣城東14公里的晾馬臺鄉南陽村）。戰國時期，趙國滅中山，得今安新之地，奠定了雄安地區為“燕南趙北”的基本格局。燕南古長城不僅是燕趙兩國的分界線，同時也是燕趙文化的融合之所。這里具有剛介慷慨、質樸勁勇的人文氣質和仗義任俠、輕生尚義的社會風氣。《圖經》稱：“風土多寒士，輕生而尚義，有荊軻之遺風。”大文豪蘇東坡也說，此地“自古多英杰，勁勇而沉靜”。

　　后周顯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收復瓦橋關，并在此設立雄州，下轄歸義（今雄縣）、容城二縣。北宋時期，以白溝河為界與遼國對峙，出于軍事需要，仍在此設置雄州。后周、北宋時期，是雄安地域文化繼戰國之后又一次大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契丹雄踞北方，掌控燕云十六州，對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軍事壓力。北宋為鞏固北部邊防，采用六宅使何承矩的建議，從雄州邊境開河引易水向東，沿邊境注入渤海，東西三百余里，南北六七十里，沿河開辟湖泊，修筑堤壩蓄水，形成大面積水田，以遏制遼國的騎兵。這一措施不僅有效地阻止了遼國騎兵南下，而且在關隘以南播種水稻，沿河種植桑棗，對于雄州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不僅如此，北宋還在雄州構筑了結構復雜、功能齊全，被稱為“地下長城”的邊關古地道。金泰和八年（1208年），析容城縣置渥城縣，并將安州的治所移到渥城，同時割容城縣屬安州，造成雄安區域分屬于雄州和安州。

　　元明清時期，雄安地區成為拱衛京師的畿輔地區。明洪武七年（1374年），降雄州為雄縣，說明這一地區的軍事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文化上，由于受到京都文化的輻射和滋養，卻呈現出異彩紛呈的繁榮景象。這一時期，燕趙文化的階段性特點就是畿輔文化，慷慨悲歌的燕趙人文精神集中表現為精忠報國、勇于犧牲的精神，在雄安地區表現得十分突出。可以說，雄安地域文化的轉型和燕趙文化的轉型是同步的。燕趙文化不僅孕育了雄安地域歷史文化，同時也不斷涵養著雄安地域歷史文化。雄安地域歷史文化植根于燕趙文化，和燕趙文化一脈相承。

　　二

　　元明清時期，雄安地區成為畿輔文化的核心區。由于雄安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其地域文化中受京都文化影響較大。

　　元明清時期，雄縣、容城、安州都屬于保定路、保定府，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地區之一，因此受京都文化影響也最深。清朝康熙年間曾于白洋淀興建了圈頭、趙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宮，行宮樓閣水影，蔥翠環抱，華貴優雅。康熙、乾隆曾多次到行宮駐蹕，留下許多贊美白洋淀風光的詩篇。盛行京都的昆弋腔流散到白洋淀地區，成為當地群眾喜聞樂見的娛樂形式。

　　這一時期，雄安地區成為畿輔文化的核心區。以教育為例，清代河北地區縣級書院共計136個，其中保定府最多有22個，雄縣、容城、安新三縣均建有縣一級的縣學和書院。渥城書院、正學書院、葛鄉別塾、靜修書院被稱為白洋淀四大書院。除書院外，鄉間私塾教育也得到發展，如清代容城縣80多個村莊中，就建有102座私塾。據不完全統計，元代以前，雄安地區留下著作的只有唐代的冀重和宋代的趙珣。元代雄安地區有著名學者劉因和俞皋。明清時期，雄安文名更盛，留下著作的學者多達40余位。這一時期，雄安地區還涌現出很多進士，如明朝雄縣人劉觀，洪武十八年（1385年）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袁宗儒，正德三年（1508年）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清代安州“陳氏三進士”：陳德榮、陳德正和陳德華。正是由于畿輔文化的滋養，使雄安地區性緩尚儒、略少文華的社會風氣為之一變，并逐漸形成頗知向學、士類漸眾的局面。以劉因、楊繼盛、孫奇逢為代表的“容城三賢”，是京都文化輻射圈內的畿輔文化得到滋養、發展的標志。劉因是“元初三大儒”之一，在理學、文學、史學等方面成績斐然，并且和他個人的志趣、品格、操守、風節緊密結合在一起，使他成為名重朝野的著名學者。楊繼盛不畏權勢，上書“十罪五奸”狀告奸臣嚴嵩，結果被捕入獄。在獄中，楊繼盛受盡酷刑，仍威武不屈，臨刑前留下詩句：“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后人補。”清代紀曉嵐、劉墉、翁同龢等都在楊繼盛遺囑寫本上題跋，可見他們對楊繼盛推崇之至。

　　革命先烈李大釗更是將楊繼盛的名聯改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李大釗和楊繼盛這兩位燕趙圣賢，同樣慷慨就義、以身殉道，其精神可謂古今輝映、一脈相承。孫奇逢以“直指孔子”與“躬行實踐”并舉，創造出一套兼容并包的實踐性“新理學”，開辟了清初黜虛務實的一代學風。孫奇逢門人弟子遍及天下，清初北方學術界受其影響極深，其著名的弟子有湯斌、魏一鰲、王余佑、申涵光、杜越等。史書中將“容城三賢”和“眉山三蘇”相提并論，并稱雄安地區“讀書有種、道義有流”，足見其影響之大，還應重視的是明末清初在白洋淀南蠡縣、博野產生的著名的顏李學派，創立和踐行“實文、實行、實體、實用”，與孫奇逢的理念相通，傳承了燕趙文化中厚重樸實、求實力行的精神，成為畿輔文化的重要價值取向，同屬于環白洋淀文化圈。

　　元明清時期，隨著北京成為首都，雄安地區的角色定位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作為“畿輔屏障”的雄安地區，成為拱衛京師的橋頭堡。雄安地區三縣在明代時，都曾大規模地修筑城墻，如雄縣全城取“T”形，城墻皆按此形來建設，四面都建有城墻，有正南、正西、正北三座城門，城門處都建有城樓，下為城臺，上做重樓。全城城河，自西城流入，圍繞全城四周挖成護城河，十分完整。安州城經明代萬歷中期以三合土為基，以大青磚修筑，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兵部尚書陳德華，離職回籍，自請效力修葺該城，未竟，命侄陳筠代修。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重修，內土外磚，四門有甕城。

白洋淀風光

　　三

　　雄安地區歷史上是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交界地帶，因此雄安歷史文化始終具有開放包容的胸懷，既接受內地移民亦兼采邊地少數民族的文化特點和風俗習慣。

　　雄安地區處于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的結合部，少數民族與漢民族沖突和休養生息的前沿地，因此融合文化是其地域文化的主基調。先秦時期，這里是“燕南趙北”之地，而原生態的燕趙文化本身就具有農耕和游牧二重文化屬性。白洋淀地區戰國時期的燕國南境文化，不僅有著趙、齊等中原諸侯國的同質文化淵源，同時也夾雜某些北方戎狄部族的文化元素，但更具有春秋以來燕國文化的本地特色。這也是自史前以來走廊文化傳統的長期延續。西漢景帝封匈奴降王徐盧為容城侯，封東胡降王盧他之為亞谷侯，說明此地是匈奴、東胡和漢族重要的聚集地。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各少數民族進入中原，雄安地區再次成為民族融合的重要區域。唐代此地成為抗擊契丹的前哨，曾在此設置北義州和歸義縣，以安置契丹、奚等部眾。五代石敬瑭獻燕云十六州后，致使雄安成為遼國疆域。周世宗收復河北三關后，在瓦橋關設置雄州，以鎮遏契丹。

　　宋初與遼經過多次戰爭，最終簽訂“澶淵之盟”，以拒馬河為界與遼形成對峙局面，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北宋時期，雄州除突出的軍事職能外，還有以榷場為主要特色的特殊經濟職能。北宋在雄州設榷場，由官方辦理交易。榷場交易的物品，從宋輸向遼的有絹帛、茶葉、瓷器等。遼在榷場交流的產品為馬、羊及皮制品等。雄州榷場的設立，促進了宋遼兩國的經濟交流，滿足了兩國的經濟需求，帶動了雄州經濟的發展。同時，使胡漢民族在商業交流中實現文明互鑒、共融共生，推進了民族融合。

　　雄安地區歷史上是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交界地帶，因此雄安歷史文化始終具有開放包容的胸懷，既接受內地移民亦兼采邊地少數民族的文化特點和風俗習慣。同時在學術上具有綜合百家，成一家之言的氣度和品格。正是由于雄安地域歷史文化中具有“融合文化”的因子，因此在雄安新區建設中能夠以海納百川的氣度，接受外來文化并逐漸內化為自身文化的優勢。

　　四

　　白洋淀不僅以其豐富的自然資源養育了雄安兒女，同時也孕育了別具風情的北國水鄉民俗文化。

　　白洋淀是由白洋淀、藻苲淀、馬棚淀、腰葫蘆淀等143個大小不等的淀泊組成，總面積366平方公里，年蓄水量達13.2億立方米，是華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古代有“北地西湖”之稱。白洋淀是人工湖，更是自然原生態和民俗原生態交融的多彩文化湖泊。淀區盛產菱角、芡實、蓮藕、芒子、蘆葦、野鴨、河蟹。白洋淀東半部水區適合種植水稻，自古就有“魚米之鄉”“冀北江南”之稱。白洋淀風光旖旎，尤其以荷花最具特色。白洋淀造船業歷史悠久，相傳北宋時楊六郎曾在此操練水軍。

　　金朝時，海陵王曾在此建造千艘戰艦，詩人描繪了當時的盛況：“大船辟艦容萬斛，小船飛鶻何翾翾”。以馬家寨為代表的造船業，是白洋淀地區的特色產業，元明清時期漕運、海運使用的船只，有很多出自馬家寨。尤其是清代加強了白洋淀地區的治理，使這里的航運事業達到極盛，保定到天津的水路運輸歷經二百年不衰，都促進了白洋淀造船業的發展。據傳說，乾隆皇帝下江南所使用的龍舟，就是由馬家寨工匠建造的。

　　白洋淀素有“一淀水，一淀銀；一寸蘆葦，一寸金”之譽。白洋淀蘆葦歷史悠久，早在北宋《太平寰宇記》中已有記載：“淀中有蒲柳，多葭葦。”蘆葦是白洋淀人民賴以生存的主要經濟作物，以皮白質佳素負盛名，經濟價值頗高，有“鐵桿莊稼，寸葦寸金”之說，葦子可造紙、織席、打箔、編簍、打簾和制作葦制工藝品。白洋淀人賦予蘆葦藝術之魂，制作出了精美奇巧的蘆葦工藝畫。蘆葦畫精選白洋淀特種蘆葦及其他材料，經分類、切割、雕刻、編織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畫面栩栩如生，展現了白洋淀旖旎的自然風光和濃郁的水鄉風情，具有獨特的藝術內涵。

　　白洋淀面塑，聞名遐邇。白洋淀人一年四季生活在水上，白洋淀的荷花、蘆葦、水草、魚類、鳥類等成為白洋淀面塑工藝品的素材。白洋淀面塑藝術情感細膩，寓意吉祥，作品形象逼真，極具鄉土特色。

　　抗日戰爭時期，人稱“水上飛將軍”的雁翎隊，在淀泊相連、葦壕縱橫的白洋淀上，神出鬼沒，令敵人聞風喪膽。雁翎隊利用有利地形，端崗樓，鋤漢奸，打鬼子，截擊敵人的軍火船，切斷敵人從天津到保定的水上交通線，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隊打擊敵人。雁翎隊在抗戰時期與敵人交戰70余次，擊斃、俘獲日偽軍近千人，繳獲大量軍火和軍用物資，被稱為“淀上神兵”。雁翎隊還成為眾多小說、連環畫、影視劇的描繪對象，成為抗戰文藝經典中的一道靚麗風景線。雁翎隊豐富了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游擊戰爭”的理論和實踐。

　　眾多革命文藝工作者，以抗日戰爭歷史為題材，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如《新兒女英雄傳》《風云初記》《荷花淀》《敵后武工隊》《野火春風斗古城》《小兵張嘎》等膾炙人口、享譽全國的文學作品。水秀人靈的白洋淀，還孕育了現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淀派文學群體。“荷花淀派”的突出特點是，用浪漫主義的筆調描寫艱苦的革命斗爭，語言清新質樸，描寫細膩真實，開創了抗日文學“詩意小說”的新境界。

　　白洋淀不僅以其豐富的自然資源養育了雄安兒女，同時也孕育了別具風情的北國水鄉民俗文化。淀區漁民無論是服飾、飲食、出行、民居、婚喪禮儀等方面均與非淀區存在明顯的差異，這種民俗原生態極具保護、利用價值，淀區的蘆葦畫、造船技藝等特色非遺項目，展現了這一區域勞動人民的卓越文化創造力。

雁翎隊紀念館（局部）

　　五

　　雄安歷史文化中的開放包容、厚重大度的文化精神無疑可以增添文化凝聚力。自然生態與民俗生態相融的獨特的白洋淀文化，又能夠增添這里美好的人文吸引力。

　　生活在雄安地區的人民祖祖輩輩以農桑、牧漁為業，形成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精神品質。有史料記載這一帶民風“質樸勁勇，不以浮華為習”“尚樸略而少文華，純厚之風，相沿成習”。以顏李學派和孫奇逢為代表的求實力行精神影響悠久，使得這里的人民講究腳踏實地、不尚空談。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環境，誕生不同的民俗。雄安地區農耕與游牧文明相融的北方水鄉民俗，包括村落民居、服飾、民間工藝等，都為新區規劃理念和建設城鎮與鄉村共生共榮的新型城區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撐。注重保護、傳承民俗生存環境，不僅能夠彰顯地域特有文化，還可以催生富民惠民的特色文化產業。特別是可以依托“華北明珠”——白洋淀創建非遺主題小鎮，將有助于提升新區文化環境內涵，彰顯水城共融的生態文化特色。

　　在雄安新區建設中，必須要注重文化傳承，體現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經典元素，同時結合區域文化、歷史傳承、時代要求，打造城市特色風貌。這里當然包括燕趙文化和雄安歷史文化的元素及符號。雄安新區與深圳、浦東新區不同，它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這一文化傳承歷經千年綿延不斷，脈絡清晰。燕國考古發現的諸多珍貴建筑構件，宋遼時期的建筑風格都有許多特色，可供借鑒。

　　在雄安新區規劃建設進程中，文化建設也將有嶄新的長足發展，當然也必須貫徹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逐步形成兼容京津冀文化精神、富于時代風貌的新區文化。傳承弘揚雄安優秀歷史文化對于新區文化建設具有增強自信、厚植底蘊、強根固本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