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良鏞：畢生勞碌為民居

　　剛剛榮獲我國最高科學技術獎的兩院院士吳良鏞，主持過京津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北京空間發展戰略研究等多項重大工程和科研課題，可以說他一生的精力是獻給了民居事業。

　　不遺余力參與實踐

　　作為建筑和規劃大師，吳良鏞一直堅信城市規劃和建筑學是致用之學，多年來在教學之外他一直不遺余力地利用各種條件參與建設實踐，努力解決中國城鄉建設中的實際問題。

　　他積極參與天安門廣場改建工作、唐山地震改建規劃，參與了北京、北海、三亞、張家港、深圳、無錫、蘇州等城市的規劃設計，主持了山東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術學院校園的設計……

　　從1978年起，吳先生即開始對北京舊城區中心地段的整治進行研究，其后又深入到對破舊危房地區改造和新型四合院的規劃設計工作。其中，北京菊兒胡同改造項目更是使他達到了規劃生涯的巔峰。

　　菊兒胡同，一個詩情畫意的名字。但在1989年前，這里的環境卻是與詩意毫無關系的另一番景象。以胡同里的41號院為例，建筑密度高達83%，許多家庭無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個水龍頭，一個下水道，廁所在院外100米處。

　　1988年，吳良鏞受邀來操刀“動手術”。面對這個典型的“危積漏”（危房、積水、漏雨）地區，他和學生們先后出了上百張施工圖。

　　經過長時間的摸索加之以前的研究積淀，“有機更新”的原則最終得以確立。在他看來，城市是一個有機生命體，永遠處于新陳代謝之中。基本原則應該是不能大拆大建，要保留相對完好者，逐步剔除其不適宜者，進行循序漸進的有機更新。但是新的建設要自覺地順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舊。

　　由于理念到位，行動有力，菊兒胡同改造迅即成為學術界的熱點，并得到了國內外建筑學界的充分肯定。

　　1990年，英國一位知名建筑評論家曾說，菊兒胡同的改造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危改都具有指導作用。吳先生認為，這才是菊兒胡同改造的實質所在。他所做的項目，都是依據這種思路，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擔憂城建陷入誤區

　　2008年，吳良鏞因為太過勞累，病倒在工地上。接下來的兩年里，吳先生一直在醫院里進行康復治療，但他的心卻始終牽掛著城市建設。

　　吳先生認為，現在有些城市呈現出不健康的規劃格局，比如重經濟發展、輕人文精神；重建設規模、輕整體協調；重攀高比新、輕地方特色等。有些城市有開發過度的傾向，為了盡可能最大取得土地效益，舊城開發項目幾乎破壞了地面以上絕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樹名木，抹去了無數的文化史跡。“如此無視文化價值的行為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我經常在各地看到一些建筑，特別是一些文化建筑，根本沒有中國文化的內涵在里面。我們在做孔子研究院的設計時，就先根據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所處的時代把其定位為一座具備特有中國文化內涵的現代化建筑。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對戰國時代的建筑文化以及對中國書院建筑發展的沿革、形制進行一番探討之后，從建筑構圖、總體布局、室內外造型包括裝飾紋樣等，都做了一定的探索。然后再運用西方和中國建筑技巧予以現代形象表達，從而創造出一種歡樂的圣地感。”吳良鏞說。

　　改革開放以來，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擁而至，在帶給國人新鮮感的同時，卻因未經消化而破壞了城市原有的文脈和肌理。這個問題也很讓吳先生頭痛。“并不是說不能借鑒西方，我也不反對標新立異，恰恰這是文化藝術最需要的。我本人就是留學生，也經常出國和國外的建筑師接觸。這其中當然得學習國外的東西，但不能照抄照搬。他們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些是不成功的。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準則，漠視中國文化，無視歷史文脈的繼承和發展，放棄對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的探索，顯然是一種誤解與迷失。”

　　吳先生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可以讓建筑師、規劃師“借題發揮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幾乎所在皆是。“科學和藝術在建筑上應是統一的，21世紀建筑需要科學的拓展，也需要藝術的創造。藝術追求的高低、文野、功力等一經比較即可顯現，這是我們的建筑師必須補上的課。”

　　創建人居環境科學

　　吳良鏞說，他畢生的目標就是創造良好的、與自然和諧的人居環境，讓人們能詩意般、畫意般地棲居在大地上。

　　作為中國“人居環境科學”研究的創始人，吳良鏞認為，當今科學的發展需要“大科學”，人居環境包括建筑、城鎮、區域等，是一個“復雜巨系統”。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面對錯綜復雜的自然與社會問題，需要借助復雜性科學的方法論，通過多學科的交叉從整體上予以探索和解決。他舉例說，過去我們以為建筑是建筑師的事情，后來有了城市規劃，有關居住的社會現象都是建筑所覆蓋的范圍。現在我們城市建筑方面的問題很多，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可以通過從聚居、地區、文化、科技、經濟、藝術、政策、法規、教育，甚至哲學的角度來討論建筑，形成“廣義建筑學”，在專業思想上得到解放，進一步著眼于“人居環境”的思考。

　　1989年，吳良鏞把數十年在建筑學、城市規劃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心得，寫成了15萬字的專著——《廣義建筑學》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現代建筑學系統性理論著作，是他對建筑學進行廣義的理性探討和觀念更新的研究成果。

　　1999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建筑師大會上，他負責起草了《北京憲章》，引導建筑師全方位地認識人居環境的方法論，而不是局限在狹隘的技術——美學范圍內；植根于地方文化與社會、直至覆蓋心理范疇的多層次的技術體系；將美術、手工藝以及工業設計與建筑師的工作結合起來……

　　進入新世紀，他發表了著述《人居環境科學導論》，提出以建筑、園林、城市規劃為核心學科，把人類聚居作為一個整體，從社會、經濟、工程技術等角度，較為全面、系統、綜合地加以研究，集中體現了整體、統籌的思想。

　　“要看到人居環境科學是非常有發展前途的學科，看到它將向大科學、大人文、大藝術邁進的大趨勢。 ”他總是這樣告誡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