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花文化歷史悠久，內涵豐富。前不久，一場以中國花文化發展為主題的研討會在河南鄢陵召開。會上，中國花卉協會梅花蠟梅分會會長張啟翔、中國花卉協會花文化分會會長周武忠，分別以《中國花文化起源與發展的探討》和《地域振興與花文化事業的創新發展》為題，從中國花文化的歷史起源講起，介紹其內涵、表現形式、傳承及花文化事業的創新與發展。
中國花文化的“前世”
對于花文化的定義，張啟翔認為，花文化是文化體系中的一個子文化，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以花卉為對象或主題，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因此，花文化的發展對于花卉產業的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花文化歷史悠久，早在古代就已形成，從新石器時代到唐宋，完成了從萌芽到繁榮的轉變。
新石器時代是中國古代花文化發展的萌芽時期?；ㄎ幕诨ɑ軐嵱眯曰A上產生，成為自然崇拜的圣物、生殖崇拜的對象。其突出表現為出土的炭化梅核和炭化蓮子等植物遺存，及大量花葉紋陶器。自然地理環境因素的影響是花文化萌芽的客觀因素，原始農業的發展是花文化萌芽的社會原因，原始審美意識是花文化萌芽的直接因素。
夏商周時期是中國古代花文化發展的初始時期。受商周“天命論”和東周“君子比德”思想的影響，花卉從神靈崇拜的壓抑中解脫，雖然仍延續著生殖崇拜的意味，但迎來了人格化象征的曙光。實物資料突出表現為用作調味品、釀酒原料的考古植物遺存，及青銅器上形式各異的花卉圖案和象生模擬。
漢魏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花文化發展的漸盛時期。出土的植物遺存較夏商周時期更為豐富，出現了玉蘭、佩蘭等。同時，花卉不僅用于食用和藥用，還用于制作香料，在畫像石、瓷器等文物中均有花文化的豐富表現。漢魏南北朝時期統治者的重農，促進園藝技術的顯著發展，為花文化的漸盛奠定了物質基礎。這一時期花文化融入了儒家、道教、佛教三大宗教的思想，完成了花文化豐富哲學宗教底蘊的醞釀，許多以實用性著稱的花卉，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從實用到審美的飛躍。植物花卉圖案也從以往動物圖案為主的歷史時期走出，逐漸成為器物中的主要裝飾圖案。
唐宋時期是中國古代花文化發展的繁榮時期。各種文物上所表現出的花文化異彩紛呈。這一時期是歷史上的第三個溫暖期，在自然地理氣候適宜、農業發展、社會經濟空前繁榮的條件下，花卉園藝業迎來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為唐宋花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這個時期的花卉栽培、引種、應用、欣賞和品種培育，達到了我國古代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國古代花卉專著產生最多的一個時期。”張啟翔說。
同時，在唐詩宋詞的渲染中，在宋代理學的影響下，花文化彰顯出豐富的人文內涵，完成了花卉人格化體系的完整構建。社會賞花風尚的影響，使花文化在這一時期從宮廷走向民間，完成了從精英文化到草根文化的轉變，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影響力。
中國花文化的“今生”
中國古代花文化經歷了上千年的演變。在當代，中國花文化事業的發展大約經歷了近30年的歷史演變。1992年《中國花卉文化》專著出版，1997年中國花卉協會花文化專業委員會成立，2007年召開首屆中國花文化國際研討會，2016年國家首批8家重點花文化基地認定，2017年中國花文化專業委員會改名為中國花卉協會花文化分會，所有這些都是當代中國花文化發展的重大事件和標志性事件。在當代花文化建設推進的過程中，我國涌現出許多先進地區和先進城市。譬如，深圳、常州等城市就非常重視花文化事業的發展，他們依托花卉文化，努力建設花園城市、花卉特色小鎮，均取得了驕人業績。
周武忠認為，花文化的內容非常豐富，也非常優秀，但并不是所有的花文化內容都能被現代花卉產業發展所利用。什么樣的花文化能夠傳承和利用，讓其為當地的經濟發展、文化復興和社會進步服務，是花文化工作者需要思考和深度挖掘的一個問題。為此，他提出3條花文化創新路徑：一是通過講故事和挖掘、傳承、植入等進行內容創新。二是從設計、發明等方面進行科技創新。三是從服務內容、組織形式等方面進行社會創新。
張啟翔認為，中國花文化事業還存在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一是缺乏自信，二是低俗化現象嚴重，三是虛假文化景觀盛行。他以菊花為例，菊花是中國傳統的名花，還是北京市的市花。但在北京舉行的一些重要體育比賽中，在設計獲獎運動員花束時，組委會卻拒絕使用菊花。“在其他國家舉辦大型運動會時，多是使用本地區的花卉，但在北京卻不行，這是因為國人對菊花存在誤解，他們片面地認為菊花僅適用于白喜事。這其實是對菊花文化的認識不全面所造成的。在古代文學里，菊花都被形容為君子之花。但當代菊花卻成了葬花，形成了用菊花晦氣的這一觀念。如果要送人一束菊花，一定會遭人斥責。人們認為菊花是送給已故之人的花，不可亂送。”張啟翔說。
張啟翔認為，在花卉產業同步發展、花事活動越來越豐富的情況下，更應該注重花文化的宣傳和研究。采取切實可靠的方式方法來傳承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增加中國花文化自信，發展中國花文化內涵，促進精神文明建設，促進花卉產業發展，是一個迫切而重要的話題。
中國花文化的“前世”
對于花文化的定義，張啟翔認為，花文化是文化體系中的一個子文化，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以花卉為對象或主題，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因此，花文化的發展對于花卉產業的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花文化歷史悠久，早在古代就已形成，從新石器時代到唐宋，完成了從萌芽到繁榮的轉變。
新石器時代是中國古代花文化發展的萌芽時期?；ㄎ幕诨ɑ軐嵱眯曰A上產生，成為自然崇拜的圣物、生殖崇拜的對象。其突出表現為出土的炭化梅核和炭化蓮子等植物遺存，及大量花葉紋陶器。自然地理環境因素的影響是花文化萌芽的客觀因素，原始農業的發展是花文化萌芽的社會原因，原始審美意識是花文化萌芽的直接因素。
夏商周時期是中國古代花文化發展的初始時期。受商周“天命論”和東周“君子比德”思想的影響，花卉從神靈崇拜的壓抑中解脫，雖然仍延續著生殖崇拜的意味，但迎來了人格化象征的曙光。實物資料突出表現為用作調味品、釀酒原料的考古植物遺存，及青銅器上形式各異的花卉圖案和象生模擬。
漢魏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花文化發展的漸盛時期。出土的植物遺存較夏商周時期更為豐富，出現了玉蘭、佩蘭等。同時，花卉不僅用于食用和藥用，還用于制作香料，在畫像石、瓷器等文物中均有花文化的豐富表現。漢魏南北朝時期統治者的重農，促進園藝技術的顯著發展，為花文化的漸盛奠定了物質基礎。這一時期花文化融入了儒家、道教、佛教三大宗教的思想，完成了花文化豐富哲學宗教底蘊的醞釀，許多以實用性著稱的花卉，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從實用到審美的飛躍。植物花卉圖案也從以往動物圖案為主的歷史時期走出，逐漸成為器物中的主要裝飾圖案。
唐宋時期是中國古代花文化發展的繁榮時期。各種文物上所表現出的花文化異彩紛呈。這一時期是歷史上的第三個溫暖期，在自然地理氣候適宜、農業發展、社會經濟空前繁榮的條件下，花卉園藝業迎來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為唐宋花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這個時期的花卉栽培、引種、應用、欣賞和品種培育，達到了我國古代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國古代花卉專著產生最多的一個時期。”張啟翔說。
同時，在唐詩宋詞的渲染中，在宋代理學的影響下，花文化彰顯出豐富的人文內涵，完成了花卉人格化體系的完整構建。社會賞花風尚的影響，使花文化在這一時期從宮廷走向民間，完成了從精英文化到草根文化的轉變，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影響力。
中國花文化的“今生”
中國古代花文化經歷了上千年的演變。在當代，中國花文化事業的發展大約經歷了近30年的歷史演變。1992年《中國花卉文化》專著出版，1997年中國花卉協會花文化專業委員會成立，2007年召開首屆中國花文化國際研討會，2016年國家首批8家重點花文化基地認定，2017年中國花文化專業委員會改名為中國花卉協會花文化分會，所有這些都是當代中國花文化發展的重大事件和標志性事件。在當代花文化建設推進的過程中，我國涌現出許多先進地區和先進城市。譬如，深圳、常州等城市就非常重視花文化事業的發展，他們依托花卉文化，努力建設花園城市、花卉特色小鎮，均取得了驕人業績。
周武忠認為，花文化的內容非常豐富，也非常優秀，但并不是所有的花文化內容都能被現代花卉產業發展所利用。什么樣的花文化能夠傳承和利用，讓其為當地的經濟發展、文化復興和社會進步服務，是花文化工作者需要思考和深度挖掘的一個問題。為此，他提出3條花文化創新路徑：一是通過講故事和挖掘、傳承、植入等進行內容創新。二是從設計、發明等方面進行科技創新。三是從服務內容、組織形式等方面進行社會創新。
張啟翔認為，中國花文化事業還存在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一是缺乏自信，二是低俗化現象嚴重，三是虛假文化景觀盛行。他以菊花為例，菊花是中國傳統的名花，還是北京市的市花。但在北京舉行的一些重要體育比賽中，在設計獲獎運動員花束時，組委會卻拒絕使用菊花。“在其他國家舉辦大型運動會時，多是使用本地區的花卉，但在北京卻不行，這是因為國人對菊花存在誤解，他們片面地認為菊花僅適用于白喜事。這其實是對菊花文化的認識不全面所造成的。在古代文學里，菊花都被形容為君子之花。但當代菊花卻成了葬花，形成了用菊花晦氣的這一觀念。如果要送人一束菊花，一定會遭人斥責。人們認為菊花是送給已故之人的花，不可亂送。”張啟翔說。
張啟翔認為，在花卉產業同步發展、花事活動越來越豐富的情況下，更應該注重花文化的宣傳和研究。采取切實可靠的方式方法來傳承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增加中國花文化自信，發展中國花文化內涵，促進精神文明建設，促進花卉產業發展，是一個迫切而重要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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