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智慧城市建設應充分利用“大數據”

　　為何守著世界第一的超算，廣州智慧城市的建設沒有走在全國前列呢？有關專家認為，主要是政府對大數據的理解和重視程度遠遠不夠。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化基因當中，數據文化很弱。沒有把數據作為一種方法論，作為一種價值觀，作為一種社會運轉尺度來看待。

　　目前，隨著各地“智慧城市”建設的火熱進行，政府大數據應用進入實質性建設階段，大數據在各個領域的應用價值初顯。

　　在城市管理方面，一些地方合作推出的“警務云”已大顯神威。比如，深夜時發現有人形跡可疑，警察可以通過云系統，找出這個人的各種信息，包括他何時坐過什么車、住過什么酒店、家庭情況等等。現在的大數據技術可以把所有的數據關聯起來，為快速破案創造了有利條件。

　　然而筆者不久前采訪廣州超算中心得知，雖然廣州“智慧城市”的建設也在推進，但這樣的大手筆項目卻很少。而連續四次蟬聯世界500強第一名的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目前也只有40%的利用率。

　　為何守著世界第一的超算，廣州智慧城市的建設沒有走在全國前列呢？有關專家認為，主要是政府對大數據的理解和重視程度遠遠不夠。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化基因當中，數據文化很弱。沒有把數據作為一種方法論，作為一種價值觀，作為一種社會運轉尺度來看待。

　　據了解，目前廣州市各級政府掌握著全社會信息資源的80%，其中包括1000余個數據庫。然而這些數據共享程度低。廣州智慧城市的建設用到“超算”的，也主要是對20萬個攝像頭的數據進行分析與利用。很多數據因為部門利益和“保密”等因素，僅限于部門內部人員使用。而政府、企業和行業信息化系統建設也往往缺少統一規劃和科學論證，沒有統一標準，形成了眾多“信息孤島”，這給數據利用造成極大障礙。

　　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所著的《大數據時代》一書中認為，“通過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獲得有巨大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或深刻的洞見”，這正成為“當今社會所獨有的一種新型能力”。

　　總的來說，大數據對城市管理最重要的借鑒就是通過全方位的數據控制和分析，為政策制定提供高準確率的參考性和預見性，推動城市管理更加科學化。

　　在如今的城市，供水、排水、排污、供電、燃氣、電話電纜、移動通訊等十幾種地下管線盤根錯節，基本上由各產權單位進行封閉式管理。這種多頭管理給一些民生工程的推進造成很大壓力。如果能采用建立數據標準和普查建庫等方式實現地下管線的數據共享，地下管線的整治將事半功倍。不僅如此，通過對地下管線密度或受力情況的區域橫向比對，還能預測/分析出工程項目對鄰近管線的影響，從而使建設方案得到最大程度的優化，避免“拉鏈路”現象。

　　此外，大數據的真正價值在于挖掘和分析。大數據產業的戰略意義不在于掌握龐大的數據信息，而是要提高對數據的“加工能力”，通過“加工”實現數據的“增值”。在政策制定方面，大數據作用應該更大。

　　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通常是基于各個部門分別上報的零散數據，綜合考慮專家學者的建言獻策、民意調查等，科學實證的支持相對較少。為進一步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性，更應該引入“大數據”理念，將理性的數據分析與感性的經驗判斷結合起來作為決策依據。

　　如在交通方面，可以根據車流方向、密度來適時調整交通信號燈，讓出租車在打車需求缺口最大的時間和地點出現；在健康醫療方面，通過研究氣溫、病種、門診量的變化，可以預測未來傳染病的發展趨勢。今年初全國手足口病高發期間，有互聯網公司就收集了相當寶貴的數據，向國家疾控中心提交了疫情預測和分析報告……

　　據市場調研機構預測，未來幾年，中國大數據應用市場將呈現爆發式增長，并以近90%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增長，到2018年，大數據產業規模預計將達到近6000億元。從政府決策與服務，到城市的產業布局和規劃，再到人們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都為廣州的超算平臺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當然，政府部門的大數據往往涉及機密，一旦泄露或者處理不當，將嚴重損害國家權益。這就要求IT企業加大對電子認證、加密解密、攻擊檢測與防御等技術的研發投入，加強產品系統應用安全。而政府部門要抓緊推進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制度，加強對數據中心及信息系統運維的監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