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冷思考

　　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是隨著技術進步而產生和發展的，通過數字化方式，實現對非遺的記錄、保存和傳播，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但同時，基于非遺生命力維系的保護核心，如何正確看待數字化對非遺傳承與傳播的意義，還需要作理論梳理。因此，在數字化熱潮中，我們更需要做一些冷思考，才能把握非遺數字化發展的方向。

　　數字化保存對于非遺保護的價值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文博領域的數字化保存實踐與相關研究都晚于圖書文獻檔案領域，因而，在國內外非遺數字化相關從業者和研究者中，許多都來自圖書館、檔案館以及相關學科的高校、研究機構。紙質文獻、靜止圖像、音視頻等已有數字化指南與標準，為文化遺產數字資源的長期保存提供了實質性、前驅性的參考。但當我們思考數字化的目的，需要明確數字化保存對于非遺保護的價值時，顯然不能直接照搬文獻檔案這類信息資源的數字化價值，而是要回歸文化遺產保護的初衷來考量。非遺作為文化遺產的一大分支，我們首先需要從文化遺產保護理論出發，嘗試確立非遺數字化保存的價值。

　　在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數字化保存隸屬于“信息性保存”，被認為是冉冉升起的新門類，這類保護是基于“記錄”的生產，這些記錄可讓觀者進行虛擬體驗。對于圖書文獻檔案而言，某種程度上，實現信息保存即是保護的核心，但對于文化遺產而言，保護的核心是對遺產本體的保護，信息性保存主要是能夠在避免任何破壞風險的同時，讓觀者體驗遺產中最重要的方面。

　　但是，信息性保存對于遺產保護而言有其局限性。事實上，信息性保存并不會對對象的保護產生直接的作用，同樣，數字化保存也無法直接維系非遺的生命力，盡管生成的數字資源可能發揮的價值巨大。

　　從非遺數字資源與實體資源的關系中，可以進一步明確數字化保存對于非遺保護的價值：非遺數字資源來源于非遺資源，但無法替代非遺資源。沒有實體資源作為基礎，數字資源將淪為空中樓閣；數字資源包含的信息不等同于實體資源所包含的信息，特別是無法把非遺資源的許多無形的特征完全保存下來。但是，我們要做的是實體資源的最優化保存與呈現，同時，通過數字資源的有效傳播，可以延伸非遺數字化的價值。

　　傳播是非遺數字資源實現保護價值的核心

　　2015年12月，在中山大學召開的“文化遺產傳承與數字化保護國際論壇”上，多位國內學者則談及了國內文化遺產數字化相關成果缺乏信息溝通與資源共享機制，造成相同內容的重復數字化、重復數據分析問題。

　　實際上，近些年來，國內不同的機構組織都在不間斷地做著基礎性的數據調查與數字化工作，包括大量信息的采集、文檔的掃描、老照片的翻拍、音視頻的轉錄等，但目前這些數據資源大多處于內部保管狀態，由于知識產權等諸多顧慮，沒能在互聯網上進行傳播?？梢哉f，在非遺數字資源的傳播環節，呼喚的是更為開放、主動的現代傳播姿態。就確保非遺生命力和自然傳承的"終極目標"而言，強調非遺數字資源保存價值的同時，更要挖掘其傳播價值。

　　在開放的傳播姿態之外，我們還需要一些大眾傳播中的娛樂精神。例如，在非遺數字化傳播中，用視聽語言、多感官語言、可交互語言等為年輕人更輕松地描述與闡釋非遺。例如，傳統節慶儀式類的非遺項目，由于數字化對象是一個貫穿時空、多維立體的"文化空間"，所以，在音視頻記錄之外，在資金與技術有保障的情況下，可嘗試采取數字化多媒體領域的新技術手段，如三維動畫、虛擬現實等。有時，我們要勇敢地用手中的媒介創造一些有關非遺的虛擬數字內容，當然，它們的內核是用來加深大眾對非遺的理解。要知道，創造一些不借助技術就不能存在的內容，這一點在最初的非遺數字化保護中是并不被看好的。如今看來，就非遺的共享與傳播而言，引進新技術實現超現實的、全息化的非遺數字資源訪問體驗，代表著未來發展的方向，將逐步發展成為輔助保護與傳承行為的重要手段。

　　主流社交媒體承擔著信息傳播的門戶作用。例如，非遺相關的微信訂閱號、公眾號數量巨大，其中經過認證的公眾賬號就數以百計，不少訂閱號信息發布頻率也很高。這些訂閱號、公眾號的功能定位包括：個人研究成果自發布平臺、公司法人資訊轉載與業務介紹、地方工作訊息發布與公眾參與、研究機構綜合發布等。比如，浙江象山縣的非遺訂閱號"象山非遺"，每日都有消息推送，逐個介紹當地非遺，闡釋質樸而到位，教育活動頻度也很高，策劃特別接地氣。

　　非遺數字化需避免流于形式

　　非遺的數字化由于起步較晚，行業標準、各地實踐與應用研究都處于試點與探索階段。但與此同時，在當前互聯網技術革新的大背景下，數字資源的存儲、檢索與傳播方式都經歷著令人咋舌的迭代，非遺數字化保存與傳播身處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一方面，技術手段與傳播渠道的高速更替使得存儲、共享平臺的投入風險不斷增大，很有可能是還未做完數據驗證和系統完善，這一技術形態已然過時；另一方面，互聯網"熱詞"不斷沖擊著剛剛起步的非遺數字化研究與實踐領域，一味追求與新技術的結合應用，使得一些非遺數字化應用項目流于形式，并不能達到預期的功能設計和傳播效果。以輔助傳承、促進傳播為目的的非遺數字化，其實質是一項基礎性工作，無論是口述史錄音、搶救性攝錄，還是日常性的資訊與資源網際分享，與技術、媒介的結合只是其實現手段，過于強調這層光鮮的"外衣"，非遺數字化實踐就會止步于表面，對保護無益。

　　比如現在很多人都在強調"大數據"的作用，而由埃雷茲·艾登（美）和讓·巴蒂斯特·米歇爾（法）所著的《可視化未來》一書則點明了"大數據"的短板，即：海量數據是由互聯網催生的，因而都是新近記錄，時間跨度很短。對于文化變遷研究而言，短期數據沒有多大用處。也就是說當代現象研究可以訴諸"大數據"，人文歷史研究卻和一般性的"大數據"無緣。在歷史和文學領域，關于特定時間和地區的圖書文獻才是最重要的信息源。

　　在非遺的研究與傳播中，我們從“大數據”中只能獲得產生于當代的現狀信息和當代人對此的認知信息。因而，我們更多的是要關注以及身體力行地去從事文獻資料等的基礎性數字化工作。這些資源形成的大數據，才能發揮革新人文歷史研究方式的大數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