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人口遷徙和農民工進城造就了經濟快速發展，但與之而來的大城市病就像富貴病一般長期困擾著城市。如何讓大中小城市共同實施“衛星鎮”規劃解決大城市病，為什么規劃要解決長久需求而非眼前所能？中新第三個政府間西部項目的推進和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對于人口分布、規劃實施有哪些助推作用？素有“新加坡規劃之父”美譽的國際著名城市規劃大師劉太格博士，在近期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連瀛洲紀念獎學金項目主辦的2014北京“連氏中國發展論壇”上，再次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中國西部規劃得當 全國人口分布受益
記者：中新兩國第三個政府間合作項目將著眼于中國西部城市。與兩國之前合作的蘇州工業園和天津生態城比較，您對中國西部城市的設計、規劃發展，持怎樣的看法？
劉太格：我知道中國政府在推動西部城市建設，我現在正在做西安的規劃。從純粹的規劃角度來講，西部城市的規劃與東部沿海城市，手法并無不同。城市規劃師相當于一名城市醫生，城市相當于病人，無論病人是白人還是黑人，治療的醫學原理是一樣的。中國西部過去開發較慢，現在政府大力推動開發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現在有一個西咸開發計劃，我們是配合這個政策來做西安的規劃。從規劃的角度來說，希望中國的人口不要不斷涌向東部沿海地區。如果西部城市開發的的好，城市規劃得當，這對整個國家的人口分布一定會帶來好處。
記者：之前有與會嘉賓提到，美國的發展是東西貫通的，中國是“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發展，西部人口涌入經濟更發達的東部地區。相信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持續貫徹，西部有產業支撐的話，就會像您說的實現人口均衡分布。
劉太格：沿海城市有幾個優勢：一個就是開發早，經濟實力較強；二個是與國際溝通更多，不單是交通、經濟方面，人的思維也比較國際化。我是更希望中國中部、西部的開發能夠更加完善，把人口留在當地。我這次去西安，沒有想到西安的河道這么豐富，我不是水利專家，但是我想如果河道的河水能用閘攔下來，為西部提供供水資源：一是提供人的飲用水，二是提供農業用水，可能這項工作需要盡快找專家來研究。
衛星鎮破解城市規劃難題 法制化有效推動規劃實施
記者：去年采訪您時，您提出解決北上廣深等“超級大城市”的規劃難題，是將他們每個城市劃分為七、八個比較健康成熟的“衛星城”。今年，您對這個觀點還有什么修正，或者補充？
劉太格：我還是堅持我的看法，我的規劃理念是不斷修正的，是經過多年思考的。從二戰至今，城市規劃的整體風格、理念就是城市里面規劃“衛星鎮”。但那時候的大城市，充其量不過四五百萬人口，現在是兩三千萬人口。這種理念過去曾是一個年輕男孩，現在他已是80歲老頭。如果說它是曾祖父，下面還要有祖父、父母，還有孩子，一層一層的管著。最底層就好像孩子，就是“衛星鎮”；上面就是若干個“衛星鎮”組合成的片區，片區就是父母；若干片區上面就是城市。其實新加坡這個小地方，我們分成五個片區，每個片區再分成大致四至六個衛星鎮。
可是新加坡的人口充其量也就500多萬，要如何解決北京、上海、重慶等城市的問題？那就是要在衛星鎮、片區、城市之上擁有若干個城市。比如上海，我認為可以有5、6個城市結合在一起。可能其中一個城市級別最高，是曾祖父，其他就是底下的兄弟。如果讓一個超大城市下面直屬的是“衛星鎮”，這就是“攤大餅”了，“攤大餅”的弊病我就不需要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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