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21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進城鎮化，要更加注重以人為核心。促進區域發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空間均衡。中共中央、國務院不久前印發《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首次提出了樹立空間均衡理念，把握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的平衡點推動發展。實際上，當下一些大城市人滿為患、交通擁堵、環境惡化，越來越多的城市患上了“大城市病”。那么，大城市是否必然會出現“大城市病”？“大城市病”是否是不治之癥？以及如何防治“大城市病”？就相關問題，記者專訪了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肖金成研究員。

　　醫治“城市病”需要經濟調節手段

　　記者：您好。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產生的“正外部性”會加劇經濟的聚集，但是過度的聚集也會產生“負外部性”導致經濟活動的擴散，那么為何不依靠市場的力量，令其自發被調節呢？

　　肖金成：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城市數量在增多，城市規模在擴大。由于城市具有集聚經濟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往往城市越大越繁榮，企業的經濟效益就越好，勞動者的機會就越多。所以，一批大城市就發展起來，規模越來越大。

　　隨著城市的擴大，城市的負面效應就顯現出來，如交通擁堵、環境惡化、房價升高、生活不便，等等，紐約、倫敦、東京等甚至曾出現過惡性污染事件。可見，城市并非越大越好。

　　但城市發展有一定的慣性，如無有效的手段，確實會越來越大。因此，應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其無休止地發展。比較有效的辦法是，提高城市的要素成本，如按照級差地租征收地產稅，使低附加值產業在大城市無法生存，促進其轉移到周邊城市和小城鎮。

　　記者：其他國家應對“城市病”有哪些經驗及教訓？

　　肖金成：19世紀末和20世紀上半葉，人們談“城市病”色變，甚至出現了大城市“恐懼癥”。20世紀初的倫敦，大部分家庭都使用煤作為燃料，產生大量煙霧，倫敦由此得名“霧都”，1952年12月5~9日，倫敦煙霧事件令4000人死亡。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工業甚至是重化工業也集中在大城市，廢水、廢氣、廢渣等對城市環境造成了惡劣影響。除倫敦曾被謂之“霧都”外，東京出現過“水俁病”,洛杉磯出現過“光化學煙霧”等，近些年北京也出現了驅之不去的“霧霾”。

　　但“城市病”并非不治之癥，看紐約、倫敦、東京等大城市，經過調整，重化工業搬離大城市甚至搬離到國外。大都市主要發展服務業和居住，污染源大大減少甚至完全消除。通過發展地鐵等軌道交通，減少汽車出行，也有效治理了交通擁堵。

　　現在看紐約、倫敦、東京，城市人口并沒有減少，但城市污染大大減輕，“光化學煙霧”、“霧都”不見了，“水俁病”也沒有再出現，城市變得越來越宜居。

　　“功能分區”模式只適合中小城市

　　記者：在中國，城市規劃一直十分強調“功能分區”，那么“功能分區”模式從歷史上來看，或者說以發展的角度來看，有著怎樣的積極意義？

　　肖金成：“功能分區”模式是對“前店后廠”模式的一種革命，小城鎮和小城市主要采取“前店后廠”模式。

　　比如，一些工礦區也往往把職工的居住布局在廠區附近或廠區之內，甚至一些化工廠也往往如此。這是因為，在交通工具缺乏、交通不便的時代，方便生產是第一位的，這就出現了商貿居住包圍工廠的現象，甚至“商貿居住跟著工廠跑”。生產與生活穿插或是犬牙交錯，給生活帶來方便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相互影響，尤其是污染企業對居民的生活和身體影響就更大。

　　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一些規模較大的企業和規模較大的城市便通過城市規劃劃分了功能區，如工業區、商貿區、居住區和文化區，有的城市還規劃了行政辦公區。通過分區規劃建設，使工業區和居住區分開，既使居民遠離了污染，也使城市風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城市功能分區不論采取方格式還是放射狀，功能都十分明確，既方便生產，也方便生活。工業企業“扎堆”、有利于加強協作和配合。商貿企業“扎堆”，有利于增加人氣，方便人們購物消費。有些大城市，還規劃建設了“商務中心區”，高樓大廈林立，成為城市的現代化標志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