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GDP為中心的導向模式下，過去若干年中國的城鎮化速度如一匹脫韁野馬，由此導致一系列“后遺癥”亟待解決。昨日上午，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馮奎做客南都公眾論壇，就中國城鎮化的“冒進”、“力疲”等闡述觀點。
城鎮化冒進之險
馮奎用冒頭、冒進和冒險三個詞來形容中國城鎮化過去30年的發展。1978年時候我們國家的城鎮化率只有19%，而現在的城鎮化率是53%，城鎮人口7.3億，在農村還有將近7億的人口。
中國城鎮化是全球范圍內規模最大的城鎮化。在過去的十幾年當中，每年轉移到各類城鎮的人口2000多萬。“我們能夠這么快，和我們國家特殊的國情是有關系的。”馮奎認為，尤其和低價征地，低成本補償，以及比較低的環境、生態社會方面的準入門檻有關系。
政府強力作為，通過征地建新區、開發區，以較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征得土地，農民在沒有得到足夠補償或公平公正補償就失去了土地的情況下，被動卷入了城鎮化大潮。雖然變成了城鎮人口，但他們很多的保障并沒有得到充分滿足。
另外，全球范圍內的工業轉移尤其是中國傳統的制造業，使得城鎮吸納了大量外來轉移人口和就業人口。以近鄰東莞為例，在過去10年中城區面積擴充了3000%。馮奎認為，這樣的增長速度當中蘊含著風險，土地資源不堪承受。
此外，國家的貨幣投放寬松，信貸增長飛快。“如果這些投資進入了實體經濟，助力新興產業發展問題不大，但這些資金都沉淀到了長線基礎設施特別是房地產業上。”馮奎認為，目前房地產及相關產業占到我國G D P比重約30%，這個土地財政走向越來越窄的胡同。而多發的群體性事件，很多時候都與城鎮化發展相關。
“軟”是解決之道
冒進的城市化發展所帶來的后遺癥，越來越讓城鎮化發展后續乏力。馮奎認為，中小城市對在農村有地的人們吸引力越來越弱。他們擁有承包地和宅基地，還有集體收益分配權，征地補償，大病保險、養老保險，還可以生二胎等等很多有利條件。馮奎認為，目前城鎮化的政策設計所帶來的牽引力并不強，所有的資源都集中在了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里，而一些中小城市依然資源和人口貧乏。“未來國家城鎮化發展的政策中心應該向下，應該向中小城市進行轉移，國家的政策應該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調節，或者作為一種校正和重要的彌補。”馮奎說。
城鎮化的筋疲主要是城市發展的體制、機制沒有成型，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沒有突破。而城市發展中當政者的“近視”和功利主義、經驗主義，又通過現行體制機制得到強化。“使得我們的近視更加嚴重，變成一任政府、一屆市長一定要他在任期間再創輝煌，這就改變了城市發展的延續性”。
馮奎認為，解決城鎮化的力疲、筋疲和神疲，關鍵是要改變過去的冒進，而應以“軟”來應對。比方說在人與物這兩個目標組合當中，更加重視人，真正以人為本，注重人的需求。另外，把軟組織變多。城市中軟組織各種各樣，各種協會、志愿者組織、各種個人聯誼機構等。而一些城市的軟環境更不可忽視，馮奎認為，這包括城市的思想觀念、文化氛圍、體制、機制、政策法規以及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服務態度等，都構成了這個城市的軟環境。“在城市的基礎設施趨同的同時，軟環境決定著城市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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