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堅：城市啟蒙者

      “傳統園林的形式語言如大屋頂、小橋流水、太湖石的假山、畸形的奇花異木和畸形的金魚之類，我將之比為如之乎者也般的八股文；我所提倡的農民造田的藝術、灌溉的藝術、施肥的藝術、豐產的藝術，則像‘五四’時代所倡導的鄉土的白話文。”

      “我的理論和實踐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遠比在國內大。”在位于北大科技創新園四層的土人規劃設計院辦公室里，從事景觀設計近20年的俞孔堅這樣說。證據是他主導設計的一系列城市生態示范工程，先后斬獲大量的國際獎項，包括十余次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頒發的年度設計獎。最新的榮譽來自于20多天前，俞孔堅與另外212名學者，一起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第236屆院士。

      熟悉國內景觀設計圈的人，不難理解俞孔堅這句話背后的深意。盡管一手創立了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及土人規劃設計院，并通過在200個城市的1300多個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引領了國內景觀設計行業的理論與實踐，但由于思想與理念之爭，俞孔堅成為業內無法繞過卻極具爭議的人物。

      “譽滿天下，謗亦滿天下。”爭議的面向雖然很多，起點卻可以追尋。1996年，為給回國投石問路，俞孔堅乘火車從香港、深圳經上海抵達北京，一路所見令他震撼：浦東飛速生長的鋼鐵水泥叢林與沿途斷壁殘垣的村莊；北京的街道拓寬運動中，一排排白楊樹被砍伐殆盡，一片片四合院被推為瓦礫，河道被硬化和裁彎取直，奇花異草裝飾街道與市政廣場。俞孔堅意識到，中國的城市正在經歷西方城市化過程中犯過的錯誤。次年1月，回國之后，俞孔堅首先將批評矛頭指向自己的專業領域，他撰寫一系列文章，抨擊傳統園林為封建意識最后的避難所，其所倡導的精致休閑的“小腳”美學，雖有文化遺產保存的價值，卻無力應對現代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危機與問題。

      選擇園林為批判對象，如同當年“五四”學人以孔子為對象批判傳統文化，有策略上的考量。正是從魯迅、同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的胡適那里，俞孔堅找到思想支援：“傳統園林的形式語言如大屋頂、小橋流水、太湖石的假山、畸形的奇花異木和畸形的金魚之類，我將之比為如之乎者也般的八股文；我所提倡的農民造田的藝術、灌溉的藝術、施肥的藝術、豐產的藝術，則像‘五四’時代所倡導的鄉土的白話文。”很快業內嘩然，爭論激烈的時候，一位業界權威曾經指著俞孔堅的鼻子：滾回美國去，中國不需要你！此后，他更被開除出中國風景園林學會，并被禁止在學會的有關大會上做報告。

      在俞孔堅看來，“五四”科學、民主的啟蒙思想并未真正落實到各個領域，在建筑園林領域尤甚。要解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必須再談啟蒙，使城市的決策者和開發者從思想深處清理封建集權意識、暴發戶意識與小農意識，續唱“新文化運動”之歌。對大眾文化而言，俞孔堅從幼年的鄉土體驗出發，希望倡導一種名為“大腳革命”的城市啟蒙運動，其核心在于，“批判兩千年來中國文化中的小腳審美——犧牲健康和功能而換取畸形的美麗，而倡導尋常、健康的大腳之美，倡導‘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

      思想啟蒙尚不足夠。與一般的學者不同，俞孔堅做學術，辦教育，辦雜志，建設計院，做項目，幾乎做了這一領域能做的所有事情。他清醒地認識到，在目前的決策機制下，必須影響那些有影響力的人，才有望真正踐行自己的理想。每年他都要給市長講十幾次課，并將自己的著作送給他們，寫信給國家領導人。正是在這些積極的奔走下，從“反規劃”到“海綿城市”，他所主張的一系列設計思想，逐漸進入決策，深刻影響到城市與土地的規劃建設。

      由此帶來的爭議，自不缺少。其間的應對，既是理想的堅守，也是入世的智慧。俞孔堅當年的同學、易蘭設計院院長陳躍中便認為：“他看到了這個問題，但也擅加利用。”

      園林與景觀之爭

      1980年，作為浙江金華白龍橋鎮讓長中學600名應屆畢業生唯一考上大學的那名學生，俞孔堅被北京林業大學園林系錄取。最初他填報了兩個志愿，浙江林業學院的林學與華中理工大學的工科專業，結果考分比重點線高出不少，當時恰逢北京林業大學從云南遷返回京，陰差陽錯下，俞孔堅被招入園林系。招生老師告訴他，這個專業就業前景很好，畢業后能到各地園林局工作。在鄉下人眼里，研究亭臺樓閣小橋流水的專業，令人羨慕。

      對當時的俞孔堅來說，只要能研究林子就好。記憶里，鄉下家門口有一片風水林，里面野花遍地，溪流潺潺，有各種魚類和鳥獸。小時候，俞孔堅經常在里面采水草、打豬食，那里既是他接觸自然的樂土，也是逃避社會的天堂。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村里每個孩子都可以欺負他，受了委屈，他便跑進林子里。一面是殘酷的社會，一面是和諧的自然，幼年記憶里那種對自然鄉野的熱愛，直接影響了他后來的景觀設計美學。

      進入“北林”后，園林系進一步分為植物學與設計方向，由于不會畫畫，俞孔堅開始被分去研究植物的細胞運動，同時學習亭臺樓閣、觀賞園藝等課程。在后來偶然的機緣下，他又開始學習園林設計。然而，他漸漸開始懷疑自己的專業，覺得所學的東西并不能解決現實問題。1987年，俞孔堅研究生畢業后，開始到各地考察旅行。一次，他到粵北的瑤族鄉下，發現處在石灰巖地區的鄉村非常干旱貧窮，幾百號人在一口水井邊排隊接水。與此同時，家鄉村里一個個水塘消失，風水林被砍伐賣掉，溪水也因為挖沙賣錢而斷流干涸。

      “現代化的城市發展，把我小時候美好的回憶都毀滅了。”而自己所研究的公園管理、花草養護，又能為此做什么呢？一方面是糧食不寬裕、植被遭砍伐、飲用水不足的生存問題，一方面是每年每平方米消耗掉1噸水，去維護和管理那些不長果實也不能發揮更多實際功能的花花草草，俞孔堅開始意識到那不過是一種“小腳”的美學，與之相反，必須用健康和豐產的設計美學處理城市景觀。

      1992年，俞孔堅赴美攻讀。3年后，他拿下哈佛大學景觀規劃與城市設計專業的博士學位，此后又進入美國最大規劃設計公司SWA集團工作。哈佛的學術氣氛異常活躍，幾乎每晚都有前沿大師的學術報告。“生態設計之父”伊安·麥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設計遵從自然”的思想，彼得·沃克（Peter Walker）的極簡設計，導師卡爾·斯坦尼茲（Carl Steinitz）將動態決策機制引入規劃的理念，以及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以普通人為本的城市規劃設計理念，都深深影響了俞孔堅，他說：“如何把鄉土的智慧變成解決當地問題的設計，事實上為我找到了一個理論的方向。”

      1997年，俞孔堅回國時所目睹的城市化圖景，讓他再次感到傳統風景園林必須改變，才能談回應與診治城市化運動中出現的諸多病癥。作為整理國故的一部分，傳統園林遺產當然值得研究，其中的先進技術應該借鑒吸收，但應以倫理與價值觀為先導。傳統風景園林與現代景觀設計的區別在于：服務對象變了，原來屬于少數人的癖好，不能放大成服務于大多數人；時代的審美觀和價值觀變了，不能再追求曲徑通幽小橋流水，現時代要解決的是城市的生態環境問題、可持續的問題、雨澇與生存的問題。

      在陳躍中看來，爭論有時陷入名詞之爭，關乎這一學科的名稱究竟仍叫風景園林，還是改為景觀設計？俞孔堅對此并不同意：“如果只認為是名詞之爭，顯然沒有認識到學科和專業發展的歷史規律。”他追述國際學界從garden到landscape garden，再到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發展階段，認為中國應該有新的概念與理論體系。如此，傳統風景園林研究者的反應之大似乎也不難理解，在他們看來，整個專業都有被掀翻之虞。

      比較而言，陳躍中更強調融合而非斷裂。“其實所謂景觀設計，就是現代風景園林，無非是拓寬了領域，把生態理念與現代美學融進來了。”在他看來，論辯的遺憾在于，雙方都有以道德綁架理性之嫌。“你的制高點是生態，我的制高點是愛國與傳統，都有道理，但缺乏規則與理性。”以“新文化運動”前輩為楷模的俞孔堅，顯然并不認同傳統的中庸之道——沒有立場與原則的和稀泥，會斷送創新的文化，他寧可看到有人站出來與他辯論。讓俞孔堅有點尷尬的是，盡管北大有自主設計碩士的權利，但發給學生的畢業證上，仍然只能叫風景園林專業。

      生存的藝術與野草之美

      啟蒙者的斷裂并非拒絕傳統，而在于堅持什么樣的傳統。在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所所長李曉東看來，風景園林的傳統不要局限于明清視閾，有更早的注重“天人合一”的場苑傳統。而出于對鄉土的偏愛，俞孔堅早在研究生畢業后，便通過對一系列田野考察，系統研究了中國的風水文化。通過研究，他發現風水并不神秘，只是先人們為適應環境所總結出的一套生存藝術。“為什么選擇背風向陽的地方，為什么選擇有山有水的地方，這是中國農業文化的生存智慧。”這也是他為景觀設計所追溯的一套傳統。

      “為什么，中國人堅持建筑開門不能正對大路？”俞孔堅舉例說明，那是因為農業文明與游牧文明不同，注重躲藏。作為對比，中國寺廟大多“深山藏古寺”，西方的神廟則蓋在山頂，便于控制全城。農業文明的生存智慧，最終歸結于“桃花源”模式。

      有趣的是，俞孔堅有次在考察云南的小南海文化時，發現距今1萬多年前史前人居住的遺址上有座道觀，而修建道觀的人并不知道那里是原始人的遺址，傳承至今的生存智慧，使當代人與原始人擁有共同的理想。

      這種發現，也讓俞孔堅有了更多理論上的自信：一切景觀設計，本質上是土地的設計，首要考慮的應該是生存與功能的藝術。在生態危機日益深重的今天，這種“生存的藝術”理應發揮更大的作用。2003年8月2日，在為部級領導干部舉辦的講座“城市景觀之路——通向生態與人文理想：續唱新文化運動之歌”上，俞孔堅提出與城市發展相關的兩大危機：民族身份與人地關系。

      所謂民族身份，就是梁啟超所謂中華民族與文化“以界他國而自立于大地”的個性，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集中反映，城市景觀恰好就是民族身份的一面鏡子。俞孔堅列舉了古典的西方帝國、封建的中國古典、現代西方帝國、異域景觀與奇花異卉這四種城市景觀化妝品之后，卻發現中國城市缺乏民族身份的代表景觀；而對代表傳統宗族文化景觀的破壞，河流土地的污染與浪費，則讓中國陷入人地關系的危機：土地已不堪重負，其上附著的情感也日漸稀薄。

      1998年的一件小事，進一步啟發俞孔堅回到鄉土與日常，來認識和建設城市。當時，父親從鄉下來京看望自己時，非常感慨：北京那么大的公園綠地，放在那太可惜了，如果拿來種地多好！小時候，為了節約土地，家里田埂很窄，僅能單腳踩過。為什么不可以呢？俞孔堅的思考，再次回到傳統價值觀及其影響下的規劃設計美學。這一被概括為“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的景觀設計美學，強調回到平常，回到土地。“野草就是魯迅的那個野草，我說的野草就是白話，就是貧民，就是普通。”進而，俞孔堅把用這種美學設計的城市景觀，稱之為“白話城市”。


      2005年，俞孔堅在沈陽建筑大學用東北稻作為景觀素材，設計了一片校園稻田。當時，由于學校建設缺錢，又要盡快使用，同時希望有特色的設計，俞孔堅得以踐行自己素來喜歡的“白話美學”。在一片片校園稻田中，分布著一個個讀書臺，稻谷的四時之美，與學子的讀書之聲融為一體，儼然現代版的耕讀故事。作為一種“生產型景觀”，這一項目獲得當年全美景觀設計師協會設計榮譽獎。

      從“反規劃”到“海綿城市”

      目睹國內城市的圈地運動中，許多環境好、生態敏感的地塊被開發商劃分一空，1999年，俞孔堅產生了一個想法，如果對這些地塊不進行及時保護，等規劃做完5年之后審批下來，已然來不及了。2002年，俞孔堅正式提出“反規劃”的理念。

      所謂“反規劃”，并非不做規劃，而是對城市基礎生態資源，進行“負面清單”管理。首先劃分出不允許開發的地塊與資源：“首先確定城市開發的底線在哪兒，至于城市格局的進一步優化，則可以慢慢調整，不用傷筋動骨。”這一理念，主要針對所謂城市建設中“理想的規劃”，無數的事實證明，由于人口等難以預料的因素，理想的城市規劃幾乎不可能實現。

      在此后幾年里，俞孔堅通過講課、發表文章，不斷闡述“反規劃”的理念，并提出頗具操作性的“十大戰略”，以保護城市的生態基礎設施。2003年，俞孔堅與助手李迪華合寫的《城市景觀之路——與市長們交流》初版發行，至今已印行14次。為讓更多領導意識到“反規劃”的重要性，俞孔堅給全國600多個市長連同秘書、副市長，一共寄送2000本。

      “反規劃”再次引起業內嘩然，俞孔堅將隨之而來的批評視為——中國一些行業協會中所充斥的長官文化與長者文化。這種依然需要啟蒙的文化劣根性，在很大程度上阻塞了創新之路。

      “海綿城市”的提出，始于對生態安全格局的研究。2006年，全國拉開新農村建設的序幕。俞孔堅敏銳意識到，過往對城市環境生態的破壞將會延續到農村。他馬上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寫信，要求將農村的生態文化遺產盡快保護起來，做國土層面的“反規劃”。溫家寶的回信很快轉批建設部與環保局，國土生態安全格局研究啟動。2007年，俞孔堅和他的團隊，為北京市提交了一份生態安全格局研究報告，畫出北京市可能發生的洪澇災害，應該保留的步行系統和自行車廊道，應該保護的鄉土遺產。遺憾的是，這一報告并未引起足夠重視。2012年爆發的一場暴雨，讓北京市付出79條生命的代價，事故發生地不幸被俞孔堅言中，正是當年研究報告中劃為生態保護地、不宜開發的地區。俞孔堅當即給市委市政府領導打報告，提出北京必須盡快建立“綠色海綿”系統，來解決北京的內澇問題。

      所謂“海綿系統”，就是利用城市濕地、綠地系統、坑塘系統、湖泊系統等生態基礎設施，像海綿一樣將雨水蓄積滲透，以解決干旱雨澇等問題。俞孔堅發現城市雨澇的核心在于，當時采用硬性灰色的辦法，將水直接排入管道，由于受季風氣候影響，中國許多城市一面面臨季節性暴雨帶來的雨澇，一面卻不得不面臨雨季過后的干旱。以北京為例，“那些年北京缺水相當嚴重，每年地下水下降1米，與此同時，每年排掉10億立方米的水，如果能將這些水蓄積利用，北京就不需要南水北調了”。經過一系列試驗，俞孔堅發現，一個城市只要拿出10%的土地，就可以建立一個可以自蓄的雨洪管理系統。

      2012年，俞孔堅利用海綿理論所做的哈爾濱群力濕地公園，經過媒體反復報道，引起政府高層關注。2013年，“海綿城市”很快就變成一個全國口號，建設部隨即頒布相關準則，成立海綿城市技術委員會，并確立了第一批16個、第二批14個試點城市，一個海綿城市的運動隨即掀起。

      對這種運動式的城市規劃做法，業內外向來不乏質疑。陳躍中與俞孔堅有著相似的留學背景，雖然認同雨洪管理的發展趨勢，但他更愿意將“海綿城市”叫作“雨洪管理”，在他看來，“不存在‘生態項目’，應該有這樣一套理念與具體技術，應用于所有項目”。政治運動式的做法，使大家關注于利益與政治指標，而非具體的實施技術。“這是一個很技術的活，在美國要經過‘注冊景觀師’的考試，才能做海綿項目。國內呢？”

      這種擔心，被俞孔堅視為現存體制的悖論——海綿城市本來是一個就地解決、分散民主的解決方案，在中國卻不得不依賴于國家機器進行推廣。由此出現的問題，只能視為操作層面的問題，借著管理經驗的完善，逐步解決。

      不僅僅依靠政府層面推動自己的設計理念，俞孔堅還有意識地通過一個個典型項目，踐行并擴大理念的影響。某種程度上，他自稱這也是被逼的結果，理想雖然很好，但究竟能否落地呢？

      1998年，北京土人景觀與建筑規劃設計研究院（簡稱“土人”）成立。土人的創立，不但讓俞孔堅有錢招兵買馬，為后來的學生提供實踐基地，其設計的項目，也成為俞孔堅推行自己設計理念的窗口。2001年，俞孔堅的土人設計院建成的第一個項目——廣東中山岐江公園，將一個破舊的廢船廠改造為主題公園，為國內首個工業遺產項目。2002年建成的浙江臺州永寧公園，則首次踐行“反規劃”的理念，將原有水泥防洪堤砸掉，引入野草，恢復河漫灘的生態。2005年的沈陽建筑大學的稻田項目，則是“生產型景觀”的一次實驗。2007年建成的紅飄帶-秦皇島湯河公園，則體現了“最低干預”的設計理念。這些代表不同設計思想的項目，無不獲得國際大獎，成為景觀規劃領域的某種模式與樣板。

      辦學是俞孔堅為自己所規劃的另一突破之道——“通過培養新一代技術官僚，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會對根治城市病有重要的功效。”1997年，俞孔堅邀請碩士剛畢業的李迪華為助手，兩人撐起北京大學景觀規劃與設計研究中心。由于是交叉性的開創性學科，開始大家并不理解這個被塞在地理系的研究中心到底在做什么。2005年，研究中心升級為研究院，次年，研究院設立景觀設計專業，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招收了第一屆30名研究生。2010年，北大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成立。雖然北大給予俞孔堅充分的自由，但辦學之路依然十分艱辛。“每一步都非常艱難，開始由于學校用房緊張，土人設計院每年貼500萬元，租辦公室來辦學。俞孔堅的行為感動了周邊的人，有多位企業家為其捐贈數千萬元用于辦學。”

      “我更多是理想主義者，有人認為要飯是理想，苦行僧去要飯，當然也是傳播一種理想與價值觀。為了實現我的理想，我必須動用我的所有能力，我必須是一個學者，一個教育者，甚至一個商人，我需要說服領導推行我的實踐，需要學生執行我的理念，需要賺錢來辦教育辦雜志。”

      各種身份標簽，俞孔堅認為它們只是實現理想的工具。理想是什么？再造秀美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