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遺產”，不只是物的概念，更重視精神的凝練與傳承。

　　從故宮、長城到麗江、平遙，從開平碉樓到哈尼梯田，很多中國人都知道，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世界文化遺產。熟悉“古玩”、“文物”的中國人，在過去30年來已經接受了“文化遺產”這個更加宏闊的概念；每次世界遺產申報，都被公眾關注。

　　“世界遺產”這個概念，正是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它是一項由聯合國支持、UNESCO負責執行的國際公約建設制度，以保存對全人類都具有杰出普遍性價值的自然或文化處所為目的。

　　“自1972年《世界遺產公約》誕生以來，伴隨著世界遺產事業的發展，疑問、思辨、探討和爭議從未中斷。在具有獨特文化背景和語境的東方世界、在中國，尤其如此。”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副主席、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副主席郭旃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是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業咨詢單位，在審定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名單過程中作用重要。而郭旃本人曾任中國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司巡視員兼世界遺產處處長，親歷了中國多個世界遺產項目的申請。

　　業界公認的是，世界遺產這一概念的引入，改變了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面貌。大多數人也認可它不僅是文化問題，在很多地方已演變為經濟問題；而在某些特殊案例中，它還可能牽動國際政治的復雜脈絡。

　　認識文物的終極含義

　　對于中國高溫不退的申遺熱，郭旃解釋說，這其實是全球范圍內都在發生的一種現象。自1978年開始制訂《世界遺產目錄》后，世界遺產事業一發不可收拾，“跨越族群、民族、地域、宗教、文化，超越信仰、政治和自然環境的局限，全世界各國、各地區的人們，幾乎一致熱捧，使它成為一個重大現象和持久話題。”

　　世界遺產熱，使文保單位由“冷衙門”一躍成為許多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部門之一。而在郭旃看來，它最重要的價值是使中國人重新審視祖先留下的瑰寶，促動文保界向世界水平靠攏。

　　所謂“遺產”，不只是物的概念，更重視精神的凝練與傳承。

　　例如河南登封，既有少林寺、中岳廟等不同信仰的宗教場所，又有文化場所嵩陽書院，還有觀星臺這樣的天文機構，如何將諸多建筑歸納在一個主題之下，曾是登封申遺的主要挑戰，并導致其首次申遺被暫緩。

　　最后經過與外國專家探討，以“天地之中”命名這組建筑群，有效利用了嵩山作為上古中國“天地中心”的地位，以“古代中國的世界觀”贏得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專家的一致認可。

　　另一個例子是藏羌碉樓、村寨以及哈尼梯田，被提煉為“人類的堅韌精神與能力”。

　　郭旃認為，“世界遺產”的引入，使中國人與世界通行的文化觀接軌，從觀念上認識文物的終極含義。而世界也通過這種渠道更好地觀察中國、了解中國。這對于希望外部世界接受自己價值觀、世界觀的中國來說，尤為重要。

　　最近20多年間，中國文保界一直以世界遺產的引領方向為重要參照系。

　　比如，當中國討論文物保護是否該包含一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時，世界遺產已經用“文化景觀”來統籌保護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當中國文保人士抗議對歷史文化名城的大拆重建之時，世界遺產研究領域又提出了“歷史城市景觀”的概念和保護模式。

　　中國的文保事業因世界遺產的引入而得到了極大推動推動的另一面，即是沖擊。

　　比如有關歷史遺存的“原真性”與“重建”，已經蔓延成為一個社會話題。

　　另一個重大爭論是，是否要用“文化遺產”取代“文物”這一傳統稱謂，“探討已不止于激烈，而且是很牽動感情了。”郭旃說。

　　與之相比，地方政府則因世界遺產而大大受益。從華北平原到西南邊陲，都有被世界遺產改變命運的例子。

　　在1997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之前，山西平遙的三處主要文物點：雙林寺、鎮國寺、平遙城墻，一年的門票收入是18萬元左右。1998年，這個數字躥升至400多萬元；1999年是700多萬元。從1997年開始的兩三年內，原來沒有公共汽車的平遙城先后開通了9條公交線路，經停的火車從13對增加到26對。

　　郭旃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年啟動申遺時，平遙當地老百姓并不理解，乃至有抵觸情緒和行為。

　　另一個例子是麗江。在申遺成功前，當地財政收入幾乎無法支付公務員工資。而2011年，麗江從旅游收入中獲得的古城維護費就達到2.7億元。

　　世界遺產改變城市命運的案例不僅發生在中國。位于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巴克塔普爾王宮，在列入世界遺產后得到了德國人的幫助修繕，最終使這一城區的道路、排水等都煥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