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遺產稱號會給城市帶來殺機？（多圖）

　　自從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稱號以來，各地游客便不斷涌向姓氏橋。

　　馬來西亞喬治市的“姓周橋”在獲得世界遺產的稱號后吸引了大批游客。歷史古宅現在變成了掛滿霓虹燈廣告的商鋪，曾經的漁民轉而兜售T恤衫、小商品和明信片。旅游巴士一大早便把度假游客送到這里來，直到天黑了才消停。

　　游客每天不斷涌入顯然造成了不良影響：沿街窗戶都用木板封了起來，“禁止拍照”的標記到處都是，住戶一看到外國面孔轉身就不見了。

　　“我想告訴人們的是，我們不是猴子，這里也不是動物園，”在姓周橋住家外開了一家紀念品店鋪的李佳蕾（音譯）說道。

　　盡管李佳蕾也知道“來的人越多，商家賣出的東西也越多”，她仍希望拿著相機的游客們能夠尊重她的隱私，尤其不要在沒獲得邀請的情況下闖進她家里去。

　　檳島喬治市郊區的“姓氏橋”曾是繁忙的海濱中心。一些搖搖欲墜的吊腳樓和棚屋，沿著帶有各自中國宗族姓氏的木制碼頭延伸開來，它們是很久以前來馬來西亞的華人定居者們最后保留完好的壁壘。

　　剩下的七座姓氏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日本統治的洗禮，但最近幾十年卻給這些碼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而當不斷進入的開發商帶來的威脅漸漸顯露時，這些姓氏橋的所有者們只能向一個地方求助：他們請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

馬來西亞檳島尚存的7個姓氏橋之一，姓林橋。

　　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2008年，這些姓氏橋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稱號，不過在此之前，為了興建住宅區，人們已經推倒了兩座姓氏橋。

　　但是，現在居民們卻說這一成功和他們的期許完全不符。以前的漁民、生蠔捕手和算命先生都是定期從事各自的行當，但現在紀念品小販和快餐館已經深深扎根于此。當地人都表示席卷他們棚屋村莊的旅游浪潮讓他們措手不及。今年夏天整個歐洲都回響著相同的抱怨之聲，從巴塞羅那到威尼斯等各個城市，都試圖尋找旅游業積極影響和無法避免的缺陷之間的平衡點。

　　“如果不是列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一切都早已消失了，”姓周橋居民周秀萍（音譯）也承認。她回憶起了小時候姓氏橋因年久失修而不斷搬家的場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或許從拆遷機械下搶救了這剩下的7座姓氏橋，但秀萍說這也“侵擾了我們的隱私。我們的姓氏橋變得商業化，人們正在搬離。在春節和開齋節等節日期間，這里甚至變得不像個住人的地方。”

這些姓氏橋是很久以前來馬來西亞的華人定居者們最后保留完好的壁壘之一。

　　全世界1052處獲得聯合國世界遺產稱號的著名勝地，都努力在迎合游客帶來的經濟效益和保護為其帶來名聲的文化之間尋求平衡。

　　始于1972年的世界文化遺產，旨在確認和保護具有“突出普世價值”的地點。但是，在提高某個地方國際形象的同時，這一標簽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打開了商業化的大門，從而削弱這些地方本身的真實性。

　　“這是無法擺脫的命運：一個地方被選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原因，也恰恰是數百萬游客年年涌向這些地方的原因，”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主任弗朗切斯科· 班達蘭2002年在《世界遺產景點的旅游管理》中寫道。

　　意大利作家馬可·德·埃拉莫甚至給這種現象取了個名字。他在《新左評論》期刊中指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保護這些建筑的同時，也往往讓周遭的社區遭到了旅游業的破壞，他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帶來的殺機”。

　　老撾的瑯勃拉邦便是一個例子。這座獲得世界文化遺產稱號的鎮子約有5萬人口，2018年預計將吸引70多萬游客的到來。研究人員克洛伊·莫雷爾根據巴拿馬古城區寫了一篇有關世界遺產稱號不利影響的文章，該古城在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之后，開始限制窮困的居民進入市區范圍，與此同時，市中心卻擠滿了各地游客。

　　地理位置不當的博物館也會對各類珍貴遺產產生負面影響。作家 Lauri Hafvenstein 和布萊恩·漢德沃克也提到了伯利茲大堡礁充滿爭議的狀況，開發商從各處涌來，利用該地區世界遺產稱號在網上向他人出售沼澤地。

　　對喬治市及其姓氏橋而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可似乎帶來了新的生機。1786年，這些姓氏橋作為英屬東印度公司水上基地被修建起來，這些邊緣地帶在19世紀和20世紀時吸引了大批手工匠、船員和商販。來自中國南方福建省的漁民和搬運工，在這些填海形成的海濱區域開拓出了一片住宅區。每個大家庭或宗族都有自己的姓氏橋，隨著親朋移民而來，這些臨時定居點也不斷壯大，他們還在這些吊腳樓間搭建了木道，以便相互聯系。

姓周橋一位居民在自己歷史悠久的吊腳樓住家外向游客販賣零食小吃。

　　當喬治市1969年不再擁有自由港地位時，這座城市開始走向衰敗，將近30年來一直飽受高失業率的困擾。自被聯合國授予世界遺產稱號之后，喬治市作為旅游天堂再次獲得重生：每年約有六至七百萬游客入住這里的酒店。一直以來被當成破舊窩棚和擅居者貧民窟的姓氏橋，突然搖身一變，成了最吸引人的景點。

　　墨爾本大學副教授 Jo Caust 指出，事實證明世界遺產稱號“是把雙刃劍”。今年早些時候她在《文化遺產雜志》中撰文指出，那些想要從建筑史中獲益的政府，往往把這一稱號當成潛在的“搖錢樹”來申請。雖然轉向旅游業能夠使社區得到復興，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計劃，這些地方最終會被旅游業毀掉。

　　“歐洲受到旅游業影響的社區，正努力與失控的旅游業的破壞性影響作斗爭。但第三世界遭受的影響可能更為嚴重，” Caust 說道，“開發和取得這一稱號背后的動機是什么？賺更多的錢，還是保護文化遺產？”

2008年這些姓氏橋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稱號。

　　檳城古跡信托會成員梁崇基為把姓氏橋收錄進喬治市世界遺產區而四處游說，他也認為當涉及到商業利益時，他們“置保護遺址特性的觀念于不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越來越推崇“可持續旅游”的概念，甚至將2017年稱為國際可持續旅游發展年。但遺產保護專家表示，這一目標現在仍然難以實現。

　　“目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尚未出臺明確的指導原則或有效辦法，來管理世界遺產地的商業化進程，而它提出的可持續性更像是口頭說說而已，無法具體操作，”梁先生說道。

　　檳城古跡信托會表示這些姓氏橋的未來最終掌握在宗族領導人的手中。

　　但是這些居民對于該地區的未來卻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眼紅姓周橋的商業轉型，有些人則表示擔憂。顯然不是所有居民都對這些缺乏排水系統等基本現代設施的老房子帶著懷舊之情，年輕人更是如此。

　　住在姓林橋的導游Ang Huah表示，他的解決辦法是避免把游客帶到他們宗族更安靜的住宅區去，轉而把他們帶到姓周橋去。“那一點都不寧靜。而游客們甚至都不會真的買東西。”

　　秀萍在自己房子外提供家庭寄宿服務，她擔心如果宗族不快點做出決策來應對旅游熱潮，“這個地方的特征和歷史將會消失殆盡”。她表示方案之一是對進入該地區的游客收門票費，以限制游客流量，并創立維修和翻新這些姓氏橋的基金，讓這些地方更具吸引力。她還補充說，雖然她們一族的姓氏橋商業化進程無法扭轉，但居民們仍然需要做更多事情來確保這些姓氏橋得到更多維護和修繕。他們不僅要為游客考慮，更要為居民自己考慮。

　　“只有我們能保護這個地方。我們現在必須決定如何管理它，”她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