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財政部發布的《關于公布第二批政府和社會資本(PPP)合作示范項目的通知》將在2016年1月1日開始執行，經過專家評審，確定了206個PPP示范項目。

　　“在當前創新城鎮化投融資體制、著力化解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風險、積極推動企業‘走出去’的背景下，推廣使用PPP模式，不僅是一次微觀層面的操作方式升級，更是一次宏觀層面的體制機制變革。”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如此表述PPP模式對當前中國經濟的意義。

　　據了解，其中涉及環保產業的PPP項目數量達76項，投資額達1094.34億元。伴隨著十八屆五中全會將加強生態文明建設首次寫入“十三五”規劃，大量的資金投入也將成為必然，而PPP項目的引進將會對較大的環保資金壓力起到緩解作用。

　　事實上，從2013年以來，我國積極探索了創新公共服務的供給機制，通過推廣、運用PPP模式（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公共服務領域。

　　長期從事第三方環境治理的上海達源環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勇對新華網表示，一方面，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加速，需要不斷提高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質量，當然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但是另外一方面，新常態下財政收入的增速明顯下降，地方融資平臺的規范轉型也迫在眉睫。所以，就需要創新一種能夠撬動社會資本投入到公共服務領域的體制和機制。

　　PPP模式就是這種有效的動員機制和聯通的橋梁，能夠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通過這個橋梁，政府和社會資本能夠建立起長期平等的合作關系，雙方最大限度地發揮各自的優勢，在社會資本方面，承擔起設計、建設、運營、維護基礎設施和提供公共服務等市場化的工作。它的目標或者目的是為了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從政府方面，負責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價格、質量監管，同時以長期激勵相容的方式來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來保障社會資本方投入公共服務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等項目能夠有合理的回報。

　　吳勇還表示，這不是一種簡單的技術層面的方式更新和簡單的融資模式方式的改變，而是涉及到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政府職能加快轉變、撬動社會資源、消除隱性壁壘的體制機制的創新和改革。

　　近日，在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PPP研究中心主辦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法律制度建設高峰論壇”上，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長王艷芬教授從中國科學院大學相關的兩個PPP案例出發，引出社會對PPP模式法治建設的高度關注。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劉尚希所長在接受新華網采訪時指出，PPP本質上體現了一種共建精神，即政府與社會資本如何實現有機結合，共同為社會大眾以及老百姓提供所需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在PPP模式下，原有的政府與市場關系需要重新定義。不同于傳統的政府與市場劃清界限、立場分明，PPP模式下政府要在分工的基礎上與市場建立合作關系。但政府與市場合作就會面臨收益和風險等不確定性的問題，所以需要通過創新來思考PPP立法問題來解決不確定問題，讓政府對風險和收益可預期。

　　劉尚希還建議從實體和程序兩個方面對PPP進行立法，給PPP行業領域的行為提供一種規范，從而促進PPP模式健康發展。

　　“推廣運用PPP模式是我國現代國家治理的應有之意，通過推廣運用PPP模式，能夠將政府的規劃、市場監管、公共服務、技術創新等等有機的結合起來，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中國科學院條件保障與財務局副局長聶常虹在接受新華網采訪時表示，PPP模式可以降低政府成本，提升公共效率，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切實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同時PPP模式實行跨年度的平衡，有助于降低未來的政府風險；推廣PPP模式勢在必行，從政府角度來看，通過動員個人資本，可以減輕政府財政壓力、平滑年度間財政支出波動。

　　中央財經大學科研試驗區中國公共采購研究所所長曹富國從PPP典型形態及對PPP模式立法問題的定性這兩方面出發，探究了PPP的法律意義，并提出了PPP立法的理論支撐體系。他對新華網表示，通過PPP項目實現政府可持續的發展是政府采用PPP模式的一個重要導向，并認為政府在選擇社會資本合作時，一個競爭的、透明的PPP程序非常重要。

　　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PPP研究中心主任孟春認為，PPP的法律制度建設是一項長期、艱巨復雜的任務，同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做好PPP的立法工作，對于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規范PPP項目的保證流程，規范參與方的行為，穩定參與方的預期與合理分配項目風險，逐步形成統一協調的體制機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規范推廣運用PPP模式，必須有一套科學的、規范的制度，加快PPP立法可以降低PPP項目的法律風險，保障PPP項目順利規范地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