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懷特·勞（Dwight Law）之所以來到亞洲，并不是因為向往東方文化。這一切完全是機緣巧合。

　　勞在美國讀完本科所花的時間比預想中的要長。1993年，他馬上就要從加州州立理工大學圣路易斯奧比斯波分校（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SanLuis Obispo）拿到景觀設計學位，就在這時，計劃中的海外研究之行由于南美政治動蕩而意外取消。于是，勞延期畢業，并于次年得到了出國研究的機會，這一次的目的地是另外一個地方：亞洲。“我從來沒有打算要留下來。”他在接受采訪時回憶道。

　　然而，勞最后在去留問題上改變了主意。來自堪薩斯的他在新加坡找了一份工作，就職于美國景觀建筑設計公司貝爾高林（Belt Collins）。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他被公司裁員，這成為了他職業生涯中的一個轉折點。勞毅然嘗試創業，在新加坡這個東南亞的金融中心與人聯合創辦了一家公司。三年里，有30名景觀設計師加盟。“業務源源不斷地找上門來，”因為那些在亞洲經濟陣痛中陷入困境的競爭對手都已紛紛倒閉。勞的成功使他獲得了香港商人羅康瑞的關注。當時，羅康瑞的主要身份是水泥供應商，而非高檔物業開發商，他正在上海推出一個富有歷史風情的夜生活項目——新天地。很多人都認為這個項目不對路數，因為在那個時候，將資金投入密集的住宅樓才是最容易賺錢的。如今，新天地已成為上海的城市地標，日均客流量能夠上萬。羅康瑞由此一躍成為了億萬富豪，在2015年《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中排名第1118位，其財富估計為17億美元。由于勞參與了新天地的景觀設計工作，羅康瑞后來為他提供了更多在中國的項目。這促使勞作出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決定——搬到上海。

　　這標志著他在中國的事業出現了第一次令人羨慕的轉折：亞洲頂級富豪麾下的企業開始不停地向他伸出橄欖枝。除了效力于羅康瑞，他在上海為馬來西亞億萬富豪郭鶴年的嘉里建設（Kerry Properties）完成了四個項目，還為引領潮流的SOHO中國（北京億萬富豪張欣和潘石屹麾下的企業）完成了同城的另一商業項目。除此之外，他還為香港億萬富豪吳光正的馬哥孛羅酒店連鎖提供過服務。頻頻效力于商界精英的經驗也幫助他從上海政府獲得了幾個備受矚目的項目，包括重新設計徐家匯天主教堂花園，以及在流氓大亨杜月笙舊宅前修建的東湖公園。

　　美國建筑師本·伍德（Ben Wood）經常與勞合作，他指出，“無論是為上海這座繁華大都市設計宏大的公共場所，還是在中國鄉村地區的深山竹林里打造一處度假勝地，勞都得心應手。”伍德表示，他們兩人很幸運地“在中國這個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城市化的國家里走上了名利雙收的康莊大道。”

　　伍德并沒有夸張。中國有13億人口，其中大約有半數居民居住在城市。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剛開始推行經濟改革之時，這一比例還只有20％。數億人的人口流動不僅造就了房價高企，還要求業主、開發商和中國公眾對都市化和建筑作出新的思考，這反過來又為勞創造了機會。

　　勞在三樓的一間辦公室里經營著他的中國公司——地茂景觀設計咨詢（上海）有限公司（DesignL and  Collaborative，又名DLC Design），樓下就是他在中國掙到第一桶金的地方——新天地。他坐在辦公桌邊，桌上到處都是手繪草圖。

　　幾排書架勾勒出了他的辦公空間，書架頂上擺著模型飛機。從書架上的藏書中可以看出，他對航空很感興趣。這些暴露個人興趣的書籍也占據了他的辦公桌，比如：《飛行的藝術》（The Artof Flying）、《空難》（Air Crashes）和《殺戮地帶》（Killing Zone）。

　　你可能會納悶他哪有時間看書。他一周工作七天，并且對景觀設計迸發出了巨大的熱情。“人們以為景觀設計僅僅局限于園藝，我討厭這種看法。”他咆哮道。中國人之所以將景觀設計與園藝聯系到一起，原因之一是“景觀設計”（landscape architecture）在中文當中有時候會被翻譯為“園林建筑”。上海書城是全市最大的書店，但是里面卻沒有景觀設計書籍的專區。只是在涵括更廣的“景觀建筑”區里零零星星地放著幾本相關書籍。此外，景觀設計在中國歷來與園林有關，因為這個國家擁有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精美園林。比如，在蘇州就有幾出中國皇家園林，曾經令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 Polo）嘆為觀止。如今，它們依然是旅游業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