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開著小黃花叫做東南景天的植物如今在石家莊欒城區被大面積種植。這片看起來尋常無異的農區，正在進行著農田修復。
很難想象，這片占地400畝的農田被污水灌溉了50多年, 鎘污染嚴重。2016年底，一家專門從事生態修復的專業化企業利用植物萃取和重金屬鈍化技術，開始對這片農田進行修復，每年可清除土壤鎘達1.8公斤/公頃，土壤將逐漸恢復達到環境質量標準。
近年來，專業化企業在技術研發轉化、推廣應用以及產學研有效結合等方面承擔著主要角色，正成為我國生態修復的主力軍。
處在“風口”的生態修復產業
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要實施好“十三五”規劃確定的生態保護修復重大工程，引導國企、民企、外企、集體、個人、社會組織等各方面資金投入，培育一批專門從事生態保護修復的專業化企業。
用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黃錦樓的話來說，具有化腐朽為神奇能力的生態保護修復如今正處于“風口”。
“生態修復非常復雜，每一個地域都有其獨特的本體生態環境系統、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狀況，因此修復項目必須是定制化的，沒有統一的標準。”黃錦樓在生態修復領域有著豐富經驗，他打了個比方：“這就像醫生給患者看病，需要高度專業的調查評估，因地制宜。”
巨大的市場驅動企業參與其中，想要分享生態修復這塊大蛋糕。
“有些企業看重生態建設、綠色發展的前景，在參與生態治理過程中可以獲利。”中國工程院院士李文華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
目前，生態修復企業的專業化主要體現在技術優勢上，他們在技術研發、轉化和推廣應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技術轉化上面，目前很多土壤修復企業通過企業收購、技術購買、技術合作或技術參股等形式加強自身技術實力，并快速轉化為本企業的技術，實現技術的推廣應用，推動了土壤修復的快速發展。
生態修復的主體責任仍待厘清
隨著2016年“土十條”發布實施，我國土壤修復迅速發展，土壤修復企業從2010年的10多家增加到1000多家，從業人員從2000人增加到1萬多人。目前80%以上的市場份額被大公司占領。這些企業業務范圍覆蓋場地調查及風險評估、修復工程實施等。
由于生態修復工程資金需求量大，政府希望發揮財政資金撬動功能，帶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生態修復。比如，通過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發展綠色金融、鼓勵符合條件的治理與修復企業發行股票、開展重點行業企業環境保護污染強制責任保險試點等方式鼓勵國企、民企、外企等方面資金投入。
“土壤修復領域進展比較緩慢。”北京瑞美德環境修復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葉勇向《中國科學報》記者坦言，“相對而言，目前PPP模式具有一定前景，該模式在水污染處理、流域治理、區域環境整治等方面的成功經驗值得土壤修復借鑒。”
企業過去是污染和被治理的主體，而現在讓企業加入到環境保護中來，其難度也是可想而知。
其實，在“土十條”中明確了治理與修復主體，按照“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造成土壤污染的單位或個人需要承擔治理與修復的主體責任。但葉勇直言，這是很被動的，在推動過程中仍有一定困難，比如法律依據不完善、生產企業造成環境污染的證據往往很難收集、企業難以承擔治理與修復的費用等。
專業化修復企業大有可為
國家對環境保護的不斷重視和人民對環境質量要求的不斷提高，倒逼相關企業成為環境保護的主體。
不過，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張成龍坦言，生態修復是一項投入大、見效慢的工作，很多企業難以承擔環境保護或生態修復所需費用，造成相關工作難以開展。
除此之外，由于生態修復項目的地域性較強，一般由當地政府主導，招投標過程中的地方保護有時會妨礙市場化參與，這些都影響了專業化企業更好地發揮作用。
對此，黃錦樓認為，鼓勵社會資本進入生態修復領域，需要更完善的市場機制。不光支持社會資本進入，更要找到幫助它們進入的方法。
他表示，社會資本進來必須有明確的商業模式，且一定要有回報。“可以把單純花錢的項目轉換為投錢的項目，即修復完生態環境，將未來的生態資產轉化成經濟收入，反哺前期修復投入。不管是建成生態公園、休閑娛樂區域、高端社區，還是修復環境之后發展新的產業，都能打通產業鏈形成閉環。”
近日，黃錦樓主導創建的易修復生態平臺與徐州市政府合作，在徐州建立國家級土地修復產業園區，培養修復領域專業化人才，生產專業監測裝備和藥劑材料等。一直致力于推動生態修復行業專業化發展的他，對國家下一步具體的生態修復政策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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