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國約有一億的人口在跨省流動。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其中有一半以上集中在省外流動人口數量居前10位的城市,這中間又有二分之一集中在省外流動人口數量居前4位的上海、北京、深圳、東莞。
自十八大之后,建設新型城鎮化已經成為多方共識。《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強大引擎,也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10月10日,在浙江大學新型城鎮化研究中心舉辦的“中國城鎮化創新發展進程中的機遇與挑戰”論壇上,國務院參事、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對《第一財經日報》等媒體表示,大城市和小城鎮應該有分工,既要有橫向分工,又要有縱向分工。
他認為,以前只注重了縱向分工,在全球化時代,北上廣深這些大城市交易成本是最低的,跟世界一流城市相比才有競爭力。到了一般城市,像杭州,是為整個區域服務的,到了小城鎮,是為周邊三農服務的,這些縱向分工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能忘了還要有橫向分工。
以小城鎮的產業、獨特的文化傳承、獨特的城市風貌的延續作為獨特性融入到全球,融入到城市群周邊。仇保興說,“在橫向分工上有大量的余地可以去做。”
大城市開發要有機疏散
2014年3月,城鎮化的頂層設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正式公布。仇保興說,在編制規劃一、二稿時,收到很多文章建議“中國走以大城市為主的城鎮化”,并列舉了節約土地、大幅提高人均GDP、促進科技創新等優勢,但隨后將課題做細以后,發現這個觀點是一個危險的陷阱。原因在于,超級大規模的城市有一種自動的吸收人口的機制,會引發惡性循環。
據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2.6億,其中跨省流動人口數量為8587萬。目前,全國約有一億的人口在跨省流動。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其中有一半以上集中在省外流動人口數量居前10位的城市,這中間又有二分之一集中在省外流動人口數量居前4位的上海、北京、深圳、東莞。
這導致的嚴重惡果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常頭疼”的交通問題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因為工作地與居住地的分離,導致了非常嚴重的中短途交通。仇保興表示,北京十多年前的規劃根本沒有考慮到工作崗位的問題。
當然,這不是中國所獨有的問題,歐盟在歷史上也曾經有過。芬蘭規劃學家沙里寧為此提出了“有機疏散理論”,英法的大倫敦、大巴黎的新城規劃,也是這一理論的實踐。這是一種疏散大城市人口比較理想的新城開發模式。
仇保興認為,“在我國,這一類大城市的疏散早該開始,但是我們不僅認識得晚,而且對新城的成長機制始終心存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