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四十年間，中國城市的發展崛起速度震驚了世界。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和人口流動的放開，北京、上海、廣州等資源和人才集中的大城市“膨脹”成超大城市，北京的戶籍人口在40年間從871.5萬增加到2170.7萬人，然而交通堵塞、教育資源緊缺、環境污染等問題也接踵而至。因此，在2018年幾個一線城市出臺的最新規劃中，“控制人口”成了一個難以忽視的關鍵詞。
同樣的現象也在一些增長較快的準一線和二線城市中出現。2018年10月29日，在南京召開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新型全球城市國際研討會暨南京城市國際化發展論壇”上，新加坡“規劃之父”、墨睿設計事務所董事長劉太格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迅速發展，有時候做好城市規劃的功夫做得不到位。他建議，應加速推進多規合一，否則很難形成完善的城市規劃。
趕而不想、追求高大洋怪要不得
劉太格是新加坡建筑界“國寶級”人物，他于1969年加入新加坡建屋發展局，10年后任建屋局局長，1989年任新加坡重建局局長與總規劃師，是新加坡“花園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理念的實踐者。
在他看來，當前中國許多城市規劃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就是“趕而不想”，追求高大洋怪，取得短期效應。“因為中國地方政府也受到很大的壓力，必須迅速發展，這我都很理解。但其實過去的新加坡政府也有同樣的壓力，甚至更大。“他表示，世界上很少有像新加坡這么小的國家，當時他們很擔心自己未來的生存，因此要把城市做得更好。同現在的中國一樣，新加坡走的也是“邊建設邊規劃”的道路，一方面把規劃做好，另一方面在規劃還沒有做好之前，政府也在不斷地建設。只是在選址方面盡量用心選好，規劃做好之后就完全按照規劃來做，做到快而不趕、多快好省。
對于中國城市面臨的“趕時間”問題，他建議采取同樣的方式：“這個城市已經生存了1000年了，請一個規劃單位花1年的時間來做一個項目，充其量是1001年沒有規劃的。可到了1001年之后，方案做出來了，政府必須按規劃來處理。”
并且，在規劃過程中，政府和企業的工作不應本末倒置。政府的規劃應多從政策、歷史自然、環境保護去引導，而微觀設計、市民生活等方面可以留給市民來做。不過，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是花大力量去進行建筑設計，留出不少空白，變成企業建筑來引導政府，這就是城市規劃做得不好的地方。
避免短期思維、孤島思維
不過，面對仍然在城市化過程中飛速發展的中國城市，如何去進行規劃才能跟得上城市擴張的步調，避免規劃落后引起的大城市病呢？
英國皇家社會科學院院士、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發起人和主任彼得·泰勒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指出，所有的高速發展的城市，房地產的擴張都是不可避免的。和全球其他城市相比，中國的房地產和城市規劃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一點是益處也是弊端，好處是集中了資源，項目得以順利進行，壞處是由于外界變化非常迅速，城市規劃需要非常靈活才能適應。因此規劃需要有遠見，如果眼界不夠的話，可能這個規劃幾年過去就不適應了。
對此，劉太格將城市規劃的要點總結為“明智化”三個字，即要有人文學者的心，科學家的腦，藝術家的眼，每做一件事都經過慎重思考。一般做規劃，首先要算到底方案里面要多少面積，給多少人，用多少容積率。如果一座城市經濟發展順利，人口增長率特別大，那么就應該按照情況把數字定得盡量高，而不要定得太小。他認為，現在北京的問題就像把五六個人的體重放在一個人身上，這是不健康的。如果把北京分成五六個城市，那么每個城市可能都是較為健康的。
另外，他還強調了多規合一的重要性。“多規合一在中國大家經常談到，目前我認為還沒有適當地做到。”他認為，城市規劃是要從大系統來引導小系統，從系統做到個別項目，需要避免孤島思維。如果每一個中心城區和縣區各做各的項目，那么規劃是不可能做到很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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