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6—28日，第四屆全球城市論壇在上海師范大學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是“歷史與現實中的全球城市：概念、方法及其可能”，力求將城市置于全球化的視野下考察與分析，從而使得微觀的城市個體與宏觀的城市影響相聯系，以此豐富人類在城市建設方面的創造力和想象力。本次論壇共收錄27篇論文，涉及城鄉關系、城市空間、全球城市、城市政治、城市經濟、城市文化、公共政策、城市群體等問題，會議立足于現實關懷，希望可以通過城市的研究，為我們當今的城市建設和發展提供新的啟示。
城市研究理論創新
在城市與鄉村的關系中，天津師范大學的劉景華教授在題為“歐洲城鄉關系史論綱”的主題報告中，基于馬克思對于人類社會各階段的城鄉關系分析，將歐洲城鄉關系的演變分為四個階段：古典時代的城市鄉村化，即城市為農民的集中體，是農業公社的集中體；中世紀的城鄉對立與共生，從日耳曼早期的純粹農業社會向城市復興后城鄉關系的對立統一發展；工業化時代的鄉村城市化，鄉村出現了工業化和城鎮化，并且對于城市的依附性增強；后工業時代的城市一體化趨勢，雖然鄉村在經濟結構、社會生活方面進一步城市化，但城市和鄉村都是在統一體地位同等的成分。
在城市空間研究理論方面，浙江師范大學的孫群郎教授在題為“城市空間周期論駁論——兼議聚集擴散論”發言中，批駁了埃克森將城市的空間發展進程分為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城市空間周期論，認為其在方法論上存在形而上學唯心主義弊病。孫教授以美國城市發展為例，認為自19世紀初期，美國的城市化和郊區化就是同時啟動和同步發展的，呈現出多維發展模式，而非先是城市化后郊區化的單線發展模式，并且認為美國70年代的“逆城市化”實質乃是郊區化的繼續，所以理論存在謬誤性，而“再城市化”更是子虛烏有。同時孫群郎教授提出了一種新的城市空間發展理論，即聚集擴散論，認為在城市的發展進程中始終存在著聚集與擴散兩種相反相成、對立統一的運動。城市空間發展聚集和擴散推動了城市規模的擴大、空間結構的演進、中央商務區功能的高端化以及大都市區結構的多中心化。
城市與政治經濟
政治因素對于城市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溫州大學陳勇的《13世紀佛羅倫薩的吉伯林派與圭爾夫派黨政：階層分析的視角》從社會階層變遷的角度，闡述了圭爾夫黨與吉柏林黨爭的起源歷史及其演變。13世紀，兩黨對于對佛羅倫薩控制權的爭奪，加之教皇與皇帝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使得黨政突破了城市的范圍，對佛羅倫薩乃至意大利城市的內政與外交產生了影響。上海師范大學陸偉芳在《長時段視野下的倫敦治理模式變遷的政治因素——對全球城市的另一種解讀》中指出倫敦地方政府在治理過程中，一方面受制于英國中央政府，中央決定倫敦地方政府的存廢、結構與性質，控制著其財政權。而另一方面，英國有著強烈的地方自治傳統，所以倫敦地方政府還需要面對基層組織的抗議。但從歷史上看，倫敦地方政府總體上呈現出從分散走向相對集中的趨勢，管理也從碎片狀走向整體性。而隨著倫敦在全球的影響力增強，這座城市展現出更多的“全球性”，而不是“英國性”。其人口多樣性、文化多元性、經濟全球性等決定了它與全球的聯系相較于英國本土的聯系要更為強烈。安徽師范大學曹升生在《城市化與美國縣政府自治：一項知識史的考察》中認為，20世紀初，隨著美國城市化的發展，居民對縣政府提出了更多的服務需求，迫使縣政府開始尋求自治，即擺脫州政府的法律束縛——狄龍規則。在這一過程中，雖然州政府會因形勢的變化，做出相應的調整，論證了美國憲法內在的“原則和妥協規律”，但是州政府與縣政府在自治權限、法律授予等方面引發了一系列的法律問題，究其根本，州權依然凌駕于縣政府之上。河南大學王運良的《北宋開封：中國歷史的重要節點》闡述了北宋都城開封在城市物質形態、市民階層地位、城市功能與管理的節點性變化。
城市經濟發展是城市功能賴以發揮作用的重要物質基礎。曲阜師范大學周東辰的《18-19世紀英國諾里季毛紡織業研究》講述了英國“原工業化”（門德爾斯將資本主義工業化以前的農村工業發展狀況稱為原工業化，并強調它是工業化的第一階段）發展典型——諾里季（英國毛紡織業的中心）的發展軌跡和衰落原因。廈門大學韓宇的《經濟全球化對美國制造業城市轉型的影響》從國際貿易和外國資本投資方面，探討了經濟全球化對美國制造業城市轉型的影響。在國際貿易或者說國際競爭下，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西歐、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廉價產品的涌入，對制造業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強烈沖擊。而在外國投資方面，以日本投資企業為例，既給美國帶來就業機會以及生產組織技術，同時又給予本土企業強勁的競爭壓力。江西師范大學楊長云在題為“創造秩序和創造利潤：《芝加哥規劃》與美國大城市的誕生”的報告中認為十九、二十世紀城市發展可以從失序與秩序、商業與利潤、商業與利潤、規劃與大城市的角度來分析，作者就以秩序和商業利益為題，重新審視《芝加哥規劃》與美國城市再造與大城市誕生之間的關系。
城市與文化
城市雖然是世俗的物質世界，但它有是神圣的精神世界。城市的文化運行產生出人類文明，因而城市是文明社會的孕育所；文化則是城市和新人類間的介質。四川大學的查常平《另現代的全球藝術之都：紐約》中認為全球性不僅體現在空間地理方面，更在于它是否擁有一種全球性的觀念意涵。作者以惠特尼藝術博物館、現代藝術博物館以及大都會為例，通過向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跨越空間乃至跨越文化的藝術景觀，使得藝術博物館獲得了一種另現代文化（一種全球文化語言的方式）的本質規定性。河南科技學院蘇喜慶的《城市記憶與生命共載——城市文學中的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征象》立足于本土文化和國族意識，透過對城市文學征象中的記憶性考察，可以更加清晰地指認城市命運共同體建構的可能性。其中，價值共享是城市命運共同體召喚的重要價值屬性。通過分享本土故事，傳遞城市人的聲音，喚醒城市記憶，從而啟迪人文空間治理的可能性策略。而城市的社會性區隔，也在營構出眾多的“封閉空間”，這就需要城市文學的民主屬性、平民化色彩來打破社會場域區隔的壁壘、消除階級隔閡，發現城市不同群體的共識性價值。最后，城市空間中的危機，也空前召喚作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抱團撫平創傷，共建美好的生存家園。華東師范大學王瓊穎在《“納芙蒂蒂”：柏林公共空間中的異文化符號——一段從爭議到偶像的歷史》中認為，古埃及雕像“納芙蒂蒂”其被發現到流轉到柏林公開展示至今，就不斷陷入爭議之中。而它在20世紀歐洲大眾社會日益形成的推波助瀾下，逐漸從一個異域情調的文化符號轉變為德國文化偶像，并且成為柏林重要的城市名片進行重點推介。
人作為城市中的主要活動者，為城市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動力。因此，群體在城市中所發揮的作用同樣值得注意。太原師范學院王宇翔在《1965年以來洛杉磯華人的跨國郊區化》中認為1965年之后的華人新移民，不同于之前抱有僑居心態的移民，他們大多是擁有相當的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社會資本，抱有定居心態移民美國的人。他們在移民之初，就在郊區買房，并從事各種高層次的經濟活動，將以前以消費服務業為主的華人經濟發展為生產服務業、高技術產業、消費者服務業并重的經濟結構。總之，華人在洛杉磯的郊區化的主體，是移民活動和郊區化進程疊加的產物，可以說是一種跨國郊區化進程。
城市與公共政策
城市當中的公共政策以及公共基礎設施也引起了本次會議的關注。廈門大學李莉的《美國“希望六號”計劃與公共住房綜合治理》認為，二戰后為了緩解人口壓力，為了擺脫為城市種族隔離、貧困集中、犯罪猖獗等問題的困擾，美國政府于1992年出臺“希望六號”（HOPE VI）計劃，旨在通過拆除衰敗的公共住房舊區，代之以小型的、增加教育和就業機會、提升責任感的社區。雖然“希望六號”計劃較為明顯地改變了美國公共住房的面貌，也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貧困分散化的目標。但是“希望六號”計劃也存在公共住房流失嚴重，低收入者住房供應不足，損害原有社區居民利益等方面的問題。山西大學宋晨在《偉大社會項目與美國公共交通治理的聯邦化》中，認為肯尼迪總統推行的新邊疆政策以及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計劃，由城市公共交通行業由私人所有和運營到聯邦政府對于公共交通的資助和監督。天津師范大學曹牧的《找尋新水源：英租界供水問題與近代天津自來水的誕生》中認為，19世紀末，天津英租界建成的自來水工廠和管道設施，使得天津成為中國最早使用自來水的城市之一。曹老師還討論了水廠建設中水源的選擇、資金的籌集、技術的運用等方面的內容，從中可以看出現代化供水設施所體現的西方衛生思想與本土傳統社會的公共衛生理念之間的沖突與交融。中央民族大學姚興哲的《京張鐵路與張家口城市的社會變遷》認為，張家口地理位置優越，是四方貨物的中轉站。而1909年京張鐵路的修建，不僅推動了貿易活動的發展，而且帶來了城市的社會變遷：城市交通和市政設施的建設和改善，近代工商業、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城市空間的擴展和人口的增加。華東師范大學吳小凡在《偽滿洲國時期長春公園綠地建設中的殖民景觀》中認為，偽滿洲國建立后，殖民當局聘請日本城市規劃師在“新京”所打造的公園綠地，一方面引導市民適應現代化的公共生活，另一方面，殖民當局也希望將公園綠地作為一個載體，通過各種景觀以及在景觀當中的活動，希望打造新“國家”精神，傳達殖民文化。
隨著當前城市環境問題的日益加劇，環境保護也納入城市治理所要考慮的范圍。上海師范大學劉曉卉《從荒野到城市：美國現代環保運動的“城市轉向”》中認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環境保護運動關注的重點從以人跡罕至的荒野和鄉村為焦點轉向以城市環境和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為關注的核心。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中污染問題的加劇、土地景觀的變化、科技發展的副作用以及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而這種轉向具體表現在：城市中自然空間和開放空間的保護；污染和健康問題的關注；環境公平問題的重視。城市環保運動不但改善了城市環境，而且也增強了人們對于城市自然環境的關懷，從而在尋求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平衡中做出努力。云南師范大學王洋在《從田園城市運動到新城運動：弗雷德里克?奧斯本的新城思想與實踐》中認為，英國城市從田園城市運動（Garden City Movement）到新城運動（New Town Movement）這一過程中，弗雷德里克?J.奧斯本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他對田園城市運動的推動，對霍華德田園城市思想的堅守，積極推動英國政府支持新城建設，最終1946年英國頒布《新城法》，從此進入了更加具有規劃性，更為系統性的城市建設時期。
全球視野下的城市史
跨越文化與學科的特點是城市研究中的一大特色，在全球城市史的角度下會更加凸顯出來。自15世紀地理大發現，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以及法國等國家相繼走上了殖民擴張的道路，改變了之前世界各地相互隔絕的狀態，世界開始彼此聯結、相互聯系，全球性日益增強，并且持續至今。而在這一過程中，許多城市也沖破了原有本土的性質，更加具有全球范圍內的聯系。華東師范大學朱明在《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國的全球城市——以那不勒斯、利馬、馬尼拉為例》中認為分別處于歐洲、美洲和亞洲的三座城市那不勒斯、利馬、馬尼拉在空間上體現了西班牙帝國推動下的全球城市發展。首先，在經濟方面，西班牙帝國的大帆船貿易將三座城市聯系在了一起，推動了商品和貨幣的全球流動。其次，在西班牙全球城市的空間建構與變遷方面，不論是總督府或是廣場等物質空間，亦或是西班牙殖民者的活動所體現的人文空間，都體現了西班牙的帝國特性。同時在城市分布上，三座城市都呈現了棋盤格城市形態的傳播、城市防御的增強、港口城市的特征以及居民和族群的多元化。最后，在文化方面，西班牙帝國利用城市空間生產實現文化霸權，通過城市空間整合和儀式活動加強了對殖民地的控制。華東師范大學林廣教授在《殖民地時期的紐約發展及其歷史地位》中認為，英國取代荷蘭后，將紐約從之前的一個貿易站成為其殖民地。由于英國對其采取開放、寬容的政策，加之一直濃厚的重商精神，使得紐約的經濟殖民地時期的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而這又作為殖民地的遺產，在獨立戰爭期間，紐約城市的居民成為獨立運動的領導者，為美國的獨立和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紐約的商業精神一方面使得該城市始終保持著活力，但另一方面卻是對于文化的忽視，使得該城在很長時間內是一片文化沙漠。中國石油大學李洪宇在《互聯網時代下全球城市發展探析》中，認為互聯網為全球城市發展帶來新的契機，其中包括基礎設施的建設、自由全面的發展、法律法規的完善、網絡思維的豐富以及信息技術的創新。與此同時，互聯網還為全球城市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路徑，譬如推動上層建筑的改革、弱勢領域的提升、高新技術的創新以及人才戰略的實施。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蘇寧在《全球城市競爭力、吸引力、創造力的內涵與互動特點》一文中指出，在全球城市發展過程中，競爭力、吸引力、創造力是其崛起為全球要素樞紐的重要標志。而在全球城市迭代升級的背景下，一些全球城市通過把握全球經濟轉移機遇、提升城市軟實力、塑造包容性制度環境、引領低碳可持續發展方向、提高城市創新體系水平、建構引領性人才培養集聚模式等舉措，來提升城市的競爭力、吸引力、創造力。
全球化的研究趨勢使得過去一些被人忽視的區域更加受到關注，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區的城市研究。而城市化的進程以及其城市的建構也一直是城市史研究者所關注的重點。南開大學張昀辰的《拉丁美洲城市化歷史研究綜述》以“殖民地時期城市發展史的研究”和“獨立后至20世紀中期城市化的研究問題”，分兩個歷史時段介紹了國內外學者對拉美城市發展進程、工業化與城市化、人口流動與城市空間布局、城市發展差異等問題的研究概況。南開大學韓琦在《拉美城市化模式的轉型》中認為，20世紀80年代，拉美城市的轉型特征主要體現在人口流動模式由城鄉流動逐漸轉向城市之間的流動以及國際移民的增加；不同類型的城市發展呈現多元化趨勢，城市體系趨向于平衡；城市內部空間發生了由兩極分化現象向“碎片化”的趨勢轉變；城市非正規經濟成為常態，社會和環境問題突出。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王文仙的《20世紀墨西哥城市化與社會穩定探析》中介紹了20世紀墨西哥城市化經歷了三個明顯不同的發展階段，體現在人口增長，邊境城市和中小城市數量的增加。但是，這也引起了墨西哥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譬如“城市病”、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和社會不平等現象等等。基于如此，墨西哥政府通過制定發展規劃、環境治理以及提高城市質量等來緩解社會問題。
本次論壇打破了學科的界限，將全球史和城市史結合起來，賦予城市史更為宏大的視野，給予全球史更為專業的聚焦，從而使得兩個領域各有所得、相互激發、共同進步。同時，本次論壇也貫穿古今，既有對于過去城市的思考，也有對當今城市的剖析，這些都為目前我國城市建設提供借鑒意義。
城市研究理論創新
在城市與鄉村的關系中，天津師范大學的劉景華教授在題為“歐洲城鄉關系史論綱”的主題報告中，基于馬克思對于人類社會各階段的城鄉關系分析，將歐洲城鄉關系的演變分為四個階段：古典時代的城市鄉村化，即城市為農民的集中體，是農業公社的集中體；中世紀的城鄉對立與共生，從日耳曼早期的純粹農業社會向城市復興后城鄉關系的對立統一發展；工業化時代的鄉村城市化，鄉村出現了工業化和城鎮化，并且對于城市的依附性增強；后工業時代的城市一體化趨勢，雖然鄉村在經濟結構、社會生活方面進一步城市化，但城市和鄉村都是在統一體地位同等的成分。
在城市空間研究理論方面，浙江師范大學的孫群郎教授在題為“城市空間周期論駁論——兼議聚集擴散論”發言中，批駁了埃克森將城市的空間發展進程分為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城市空間周期論，認為其在方法論上存在形而上學唯心主義弊病。孫教授以美國城市發展為例，認為自19世紀初期，美國的城市化和郊區化就是同時啟動和同步發展的，呈現出多維發展模式，而非先是城市化后郊區化的單線發展模式，并且認為美國70年代的“逆城市化”實質乃是郊區化的繼續，所以理論存在謬誤性，而“再城市化”更是子虛烏有。同時孫群郎教授提出了一種新的城市空間發展理論，即聚集擴散論，認為在城市的發展進程中始終存在著聚集與擴散兩種相反相成、對立統一的運動。城市空間發展聚集和擴散推動了城市規模的擴大、空間結構的演進、中央商務區功能的高端化以及大都市區結構的多中心化。
城市與政治經濟
政治因素對于城市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溫州大學陳勇的《13世紀佛羅倫薩的吉伯林派與圭爾夫派黨政：階層分析的視角》從社會階層變遷的角度，闡述了圭爾夫黨與吉柏林黨爭的起源歷史及其演變。13世紀，兩黨對于對佛羅倫薩控制權的爭奪，加之教皇與皇帝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使得黨政突破了城市的范圍，對佛羅倫薩乃至意大利城市的內政與外交產生了影響。上海師范大學陸偉芳在《長時段視野下的倫敦治理模式變遷的政治因素——對全球城市的另一種解讀》中指出倫敦地方政府在治理過程中，一方面受制于英國中央政府，中央決定倫敦地方政府的存廢、結構與性質，控制著其財政權。而另一方面，英國有著強烈的地方自治傳統，所以倫敦地方政府還需要面對基層組織的抗議。但從歷史上看，倫敦地方政府總體上呈現出從分散走向相對集中的趨勢，管理也從碎片狀走向整體性。而隨著倫敦在全球的影響力增強，這座城市展現出更多的“全球性”，而不是“英國性”。其人口多樣性、文化多元性、經濟全球性等決定了它與全球的聯系相較于英國本土的聯系要更為強烈。安徽師范大學曹升生在《城市化與美國縣政府自治：一項知識史的考察》中認為，20世紀初，隨著美國城市化的發展，居民對縣政府提出了更多的服務需求，迫使縣政府開始尋求自治，即擺脫州政府的法律束縛——狄龍規則。在這一過程中，雖然州政府會因形勢的變化，做出相應的調整，論證了美國憲法內在的“原則和妥協規律”，但是州政府與縣政府在自治權限、法律授予等方面引發了一系列的法律問題，究其根本，州權依然凌駕于縣政府之上。河南大學王運良的《北宋開封：中國歷史的重要節點》闡述了北宋都城開封在城市物質形態、市民階層地位、城市功能與管理的節點性變化。
城市經濟發展是城市功能賴以發揮作用的重要物質基礎。曲阜師范大學周東辰的《18-19世紀英國諾里季毛紡織業研究》講述了英國“原工業化”（門德爾斯將資本主義工業化以前的農村工業發展狀況稱為原工業化，并強調它是工業化的第一階段）發展典型——諾里季（英國毛紡織業的中心）的發展軌跡和衰落原因。廈門大學韓宇的《經濟全球化對美國制造業城市轉型的影響》從國際貿易和外國資本投資方面，探討了經濟全球化對美國制造業城市轉型的影響。在國際貿易或者說國際競爭下，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西歐、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廉價產品的涌入，對制造業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強烈沖擊。而在外國投資方面，以日本投資企業為例，既給美國帶來就業機會以及生產組織技術，同時又給予本土企業強勁的競爭壓力。江西師范大學楊長云在題為“創造秩序和創造利潤：《芝加哥規劃》與美國大城市的誕生”的報告中認為十九、二十世紀城市發展可以從失序與秩序、商業與利潤、商業與利潤、規劃與大城市的角度來分析，作者就以秩序和商業利益為題，重新審視《芝加哥規劃》與美國城市再造與大城市誕生之間的關系。
城市與文化
城市雖然是世俗的物質世界，但它有是神圣的精神世界。城市的文化運行產生出人類文明，因而城市是文明社會的孕育所；文化則是城市和新人類間的介質。四川大學的查常平《另現代的全球藝術之都：紐約》中認為全球性不僅體現在空間地理方面，更在于它是否擁有一種全球性的觀念意涵。作者以惠特尼藝術博物館、現代藝術博物館以及大都會為例，通過向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跨越空間乃至跨越文化的藝術景觀，使得藝術博物館獲得了一種另現代文化（一種全球文化語言的方式）的本質規定性。河南科技學院蘇喜慶的《城市記憶與生命共載——城市文學中的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征象》立足于本土文化和國族意識，透過對城市文學征象中的記憶性考察，可以更加清晰地指認城市命運共同體建構的可能性。其中，價值共享是城市命運共同體召喚的重要價值屬性。通過分享本土故事，傳遞城市人的聲音，喚醒城市記憶，從而啟迪人文空間治理的可能性策略。而城市的社會性區隔，也在營構出眾多的“封閉空間”，這就需要城市文學的民主屬性、平民化色彩來打破社會場域區隔的壁壘、消除階級隔閡，發現城市不同群體的共識性價值。最后，城市空間中的危機，也空前召喚作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抱團撫平創傷，共建美好的生存家園。華東師范大學王瓊穎在《“納芙蒂蒂”：柏林公共空間中的異文化符號——一段從爭議到偶像的歷史》中認為，古埃及雕像“納芙蒂蒂”其被發現到流轉到柏林公開展示至今，就不斷陷入爭議之中。而它在20世紀歐洲大眾社會日益形成的推波助瀾下，逐漸從一個異域情調的文化符號轉變為德國文化偶像，并且成為柏林重要的城市名片進行重點推介。
人作為城市中的主要活動者，為城市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動力。因此，群體在城市中所發揮的作用同樣值得注意。太原師范學院王宇翔在《1965年以來洛杉磯華人的跨國郊區化》中認為1965年之后的華人新移民，不同于之前抱有僑居心態的移民，他們大多是擁有相當的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社會資本，抱有定居心態移民美國的人。他們在移民之初，就在郊區買房，并從事各種高層次的經濟活動，將以前以消費服務業為主的華人經濟發展為生產服務業、高技術產業、消費者服務業并重的經濟結構。總之，華人在洛杉磯的郊區化的主體，是移民活動和郊區化進程疊加的產物，可以說是一種跨國郊區化進程。
城市與公共政策
城市當中的公共政策以及公共基礎設施也引起了本次會議的關注。廈門大學李莉的《美國“希望六號”計劃與公共住房綜合治理》認為，二戰后為了緩解人口壓力，為了擺脫為城市種族隔離、貧困集中、犯罪猖獗等問題的困擾，美國政府于1992年出臺“希望六號”（HOPE VI）計劃，旨在通過拆除衰敗的公共住房舊區，代之以小型的、增加教育和就業機會、提升責任感的社區。雖然“希望六號”計劃較為明顯地改變了美國公共住房的面貌，也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貧困分散化的目標。但是“希望六號”計劃也存在公共住房流失嚴重，低收入者住房供應不足，損害原有社區居民利益等方面的問題。山西大學宋晨在《偉大社會項目與美國公共交通治理的聯邦化》中，認為肯尼迪總統推行的新邊疆政策以及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計劃，由城市公共交通行業由私人所有和運營到聯邦政府對于公共交通的資助和監督。天津師范大學曹牧的《找尋新水源：英租界供水問題與近代天津自來水的誕生》中認為，19世紀末，天津英租界建成的自來水工廠和管道設施，使得天津成為中國最早使用自來水的城市之一。曹老師還討論了水廠建設中水源的選擇、資金的籌集、技術的運用等方面的內容，從中可以看出現代化供水設施所體現的西方衛生思想與本土傳統社會的公共衛生理念之間的沖突與交融。中央民族大學姚興哲的《京張鐵路與張家口城市的社會變遷》認為，張家口地理位置優越，是四方貨物的中轉站。而1909年京張鐵路的修建，不僅推動了貿易活動的發展，而且帶來了城市的社會變遷：城市交通和市政設施的建設和改善，近代工商業、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城市空間的擴展和人口的增加。華東師范大學吳小凡在《偽滿洲國時期長春公園綠地建設中的殖民景觀》中認為，偽滿洲國建立后，殖民當局聘請日本城市規劃師在“新京”所打造的公園綠地，一方面引導市民適應現代化的公共生活，另一方面，殖民當局也希望將公園綠地作為一個載體，通過各種景觀以及在景觀當中的活動，希望打造新“國家”精神，傳達殖民文化。
隨著當前城市環境問題的日益加劇，環境保護也納入城市治理所要考慮的范圍。上海師范大學劉曉卉《從荒野到城市：美國現代環保運動的“城市轉向”》中認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環境保護運動關注的重點從以人跡罕至的荒野和鄉村為焦點轉向以城市環境和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為關注的核心。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中污染問題的加劇、土地景觀的變化、科技發展的副作用以及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而這種轉向具體表現在：城市中自然空間和開放空間的保護；污染和健康問題的關注；環境公平問題的重視。城市環保運動不但改善了城市環境，而且也增強了人們對于城市自然環境的關懷，從而在尋求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平衡中做出努力。云南師范大學王洋在《從田園城市運動到新城運動：弗雷德里克?奧斯本的新城思想與實踐》中認為，英國城市從田園城市運動（Garden City Movement）到新城運動（New Town Movement）這一過程中，弗雷德里克?J.奧斯本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他對田園城市運動的推動，對霍華德田園城市思想的堅守，積極推動英國政府支持新城建設，最終1946年英國頒布《新城法》，從此進入了更加具有規劃性，更為系統性的城市建設時期。
全球視野下的城市史
跨越文化與學科的特點是城市研究中的一大特色，在全球城市史的角度下會更加凸顯出來。自15世紀地理大發現，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以及法國等國家相繼走上了殖民擴張的道路，改變了之前世界各地相互隔絕的狀態，世界開始彼此聯結、相互聯系，全球性日益增強，并且持續至今。而在這一過程中，許多城市也沖破了原有本土的性質，更加具有全球范圍內的聯系。華東師范大學朱明在《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國的全球城市——以那不勒斯、利馬、馬尼拉為例》中認為分別處于歐洲、美洲和亞洲的三座城市那不勒斯、利馬、馬尼拉在空間上體現了西班牙帝國推動下的全球城市發展。首先，在經濟方面，西班牙帝國的大帆船貿易將三座城市聯系在了一起，推動了商品和貨幣的全球流動。其次，在西班牙全球城市的空間建構與變遷方面，不論是總督府或是廣場等物質空間，亦或是西班牙殖民者的活動所體現的人文空間，都體現了西班牙的帝國特性。同時在城市分布上，三座城市都呈現了棋盤格城市形態的傳播、城市防御的增強、港口城市的特征以及居民和族群的多元化。最后，在文化方面，西班牙帝國利用城市空間生產實現文化霸權，通過城市空間整合和儀式活動加強了對殖民地的控制。華東師范大學林廣教授在《殖民地時期的紐約發展及其歷史地位》中認為，英國取代荷蘭后，將紐約從之前的一個貿易站成為其殖民地。由于英國對其采取開放、寬容的政策，加之一直濃厚的重商精神，使得紐約的經濟殖民地時期的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而這又作為殖民地的遺產，在獨立戰爭期間，紐約城市的居民成為獨立運動的領導者，為美國的獨立和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紐約的商業精神一方面使得該城市始終保持著活力，但另一方面卻是對于文化的忽視，使得該城在很長時間內是一片文化沙漠。中國石油大學李洪宇在《互聯網時代下全球城市發展探析》中，認為互聯網為全球城市發展帶來新的契機，其中包括基礎設施的建設、自由全面的發展、法律法規的完善、網絡思維的豐富以及信息技術的創新。與此同時，互聯網還為全球城市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路徑，譬如推動上層建筑的改革、弱勢領域的提升、高新技術的創新以及人才戰略的實施。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蘇寧在《全球城市競爭力、吸引力、創造力的內涵與互動特點》一文中指出，在全球城市發展過程中，競爭力、吸引力、創造力是其崛起為全球要素樞紐的重要標志。而在全球城市迭代升級的背景下，一些全球城市通過把握全球經濟轉移機遇、提升城市軟實力、塑造包容性制度環境、引領低碳可持續發展方向、提高城市創新體系水平、建構引領性人才培養集聚模式等舉措，來提升城市的競爭力、吸引力、創造力。
全球化的研究趨勢使得過去一些被人忽視的區域更加受到關注，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區的城市研究。而城市化的進程以及其城市的建構也一直是城市史研究者所關注的重點。南開大學張昀辰的《拉丁美洲城市化歷史研究綜述》以“殖民地時期城市發展史的研究”和“獨立后至20世紀中期城市化的研究問題”，分兩個歷史時段介紹了國內外學者對拉美城市發展進程、工業化與城市化、人口流動與城市空間布局、城市發展差異等問題的研究概況。南開大學韓琦在《拉美城市化模式的轉型》中認為，20世紀80年代，拉美城市的轉型特征主要體現在人口流動模式由城鄉流動逐漸轉向城市之間的流動以及國際移民的增加；不同類型的城市發展呈現多元化趨勢，城市體系趨向于平衡；城市內部空間發生了由兩極分化現象向“碎片化”的趨勢轉變；城市非正規經濟成為常態，社會和環境問題突出。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王文仙的《20世紀墨西哥城市化與社會穩定探析》中介紹了20世紀墨西哥城市化經歷了三個明顯不同的發展階段，體現在人口增長，邊境城市和中小城市數量的增加。但是，這也引起了墨西哥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譬如“城市病”、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和社會不平等現象等等。基于如此，墨西哥政府通過制定發展規劃、環境治理以及提高城市質量等來緩解社會問題。
本次論壇打破了學科的界限，將全球史和城市史結合起來，賦予城市史更為宏大的視野，給予全球史更為專業的聚焦，從而使得兩個領域各有所得、相互激發、共同進步。同時，本次論壇也貫穿古今，既有對于過去城市的思考，也有對當今城市的剖析，這些都為目前我國城市建設提供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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