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堅持綠色發展，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可持續發展，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貢獻”。

　　相信，在即將展開的新一輪發展中，綠色發展無疑將成為發展的新態勢，并成為“十三五”時期生態文明建設的主基調。就此，著眼于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也將迎來它的新常態。這個新常態就是，通過執行更加嚴格的環境保護標準，不僅可以滿足公眾對環境質量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相對高標準的環境保護更是實現“雙中高”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引擎。

　　首先，“十三五”有信心和底氣重視環保。

　　其原因在于，在過去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由于對環保的忽視，已經在環保（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和需求之間出現了很大的缺口。也就是說，拋開非經濟的因素，就環保作為一個經濟部門的發展而言，已經陷入較大失衡，而這樣的失衡還在往外延伸，波及到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譬如環境資源定價扭曲造成配置效率低下等。這意味著，糾正環保部門的定價，創造環保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都會在實際上不僅改善環境質量本身，而且還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增長。當然，這樣的影響并不全部體現為一種需求的刺激上，而是與以往的政府性公共投資不同，還體現為整體效率的提高。這顯然是全社會樂見其成的。

　　因此，“十三五”期間，建設生態文明的意義在于，既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又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率，正是在此意義上，生態環境保護發揮了一種非典型凱恩斯主義的作用，就此發揮環保的非環境功能就必將提上議事日程。當然，這其實也正是開啟新階段發展功能環保的重點和難點所在。

　　其次，新時期的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場全民戰役，環保工作將進入全民環保的大環保階段。

　　遵循以可持續性為核心的自然規律在于，一是經濟增長不能突破生態環境承載力底線、生態保護紅線，否則將步入發展的困境；二是良好的生態環境質量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既是生產力、競爭力的源泉，又是民生的保障和基礎；三是良好的生態環境既有其內在的系統性要求，更有實現國家社會長治久安的現實需要。

　　為此，我們有必要在堅持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低碳循環發展、加大環境治理力度和筑牢生態安全屏障等5個領域進行深化改革，清除障礙。

　　如果說，之前的生態文明建設屬于局部戰役、部門工作，那么在“十三五”期間，生態文明建設將是各項工作的重要統領之一。其他工作要服從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投入到環保中來，要確立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全民統一戰線和綠色化的體制機制。

　　第三，新時期的生態文明建設要跳出環保推環保。

　　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固然要遵循其自身的自然規律，但要真正實現美麗中國的目標，就必須同時遵循其他規律。譬如體現為經濟規律的平衡性和體現為社會規律的包容性，讓這兩大規律及其指導下的發展來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

　　一是在總量基礎上，遵循經濟規律，意味著充分改善資源環境的配置效率，充分改善自然資源環境的配置效率。不等同于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然資源環境，而是要最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環境，其實質就是最大程度地保護自然資源環境。就此而言，遵循包括經濟周期、市場經濟、價格機制、公共產品等在內的一切經濟規律，正是從源頭解決自然資源環境保護的問題，從根上釜底抽薪地助力于生態文明建設。

　　二是民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這是最大的社會規律。重視社會規律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最大意義在于，環保也需要倒逼。在民生這個紅線面前，社會發展的成本和壓力將通過醫療衛生、生活質量、公平公正、社會參與等多種渠道傳遞到環保領域。也就是說，只有正視生態文明建設對于改善民生的重大意義，社會發展才足以為生態文明建設注入巨大的動力，并構成生態文明建設最有效的防火墻。

　　概括起來，如果不充分與經濟和社會等發展規律相結合，生態文明建設將會困難重重，并無力突破自然規律的瓶頸。

　　第四，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社會互為倚重，發揮其功能環保的作用。

　　功能環保的重要含義在于，環保要為經濟發展創造非典型凱恩斯主義的輸血作用，即要用提升環境質量來倒逼經濟轉型，促進經濟的科學發展。從效率角度為經濟輸血，而不僅僅是從刺激需求的角度來為經濟輸血。

　　除此之外，功能環保的第三重含義在于，在建設生態文明的過程中，環保工作的出發點既要服從和遵循自然規律，如空間上的生態功能布局等，同時也要在進度和制度設計等方面充分照顧到經濟發展的需要，尤其是照顧到有效地推進經濟轉型和升級的需要。對此，功能環保在改革上提出的要求就不能完全與西方發達國家曾經經歷的路徑完全一致。

　　譬如說，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在中國比在歐美更重要，在歐美，環境問題基本是由市場出清的，但在中國，市場的效率還不足以實現這一點，因此要在更大程度上依賴于政府的力量。換言之，在如何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上，政府要培育市場，而不是放任市場，推動形成市場自律的結果。

　　再譬如，中國的環保問題不單單是市場失靈造成的，很大程度上也有政府失靈的因素，尤其是地方政府以及政府部門在環保上的失職或失責。因此，如何重新打造政府官員的綠色激勵機制就變得尤為重要。目前已經開始研究綠色GDP的考核機制，但這對于環保積弊而言，可能還遠遠不夠。

　　總之，在“十三五”期間，生態文明建設面臨著前狼后虎的嚴峻挑戰。唯有發揮出改善環境、倒逼經濟、造福民生的多重功效，才足以真正實現我們第一個百年的小康目標。